2025年12月28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 新华社/美联

文/崔磊

编辑/黄红华

2026年1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即将满一周年之际，美国外交呈现出一幅与传统截然不同的图景。过去一年中，“美国优先”从竞选口号演变为一整套外交操作指南——华盛顿不再以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自居，不再将维护现有全球秩序视为己任，而是以近乎冷酷的交易逻辑重构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这一重构是对国际秩序的修正还是颠覆？我们需要从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政策和对外行动中寻找答案。

双重标准难掩强权逻辑

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外交政策呈现鲜明的“选择性克制”特征。这种克制并非基于国际法或多边规则，而是完全以成本收益计算为导向。

在对待中俄等大国时，美国表现出罕见的“审慎”。美国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再将中国称为“步步紧逼的生存威胁”，而定位为地缘竞争对手；对俄罗斯，特朗普重启对话，甚至考虑推动美俄中三边协调。这种姿态反映出美国承认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

然而对于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美国悍然采取强硬的干预政策。这些国家被特朗普政府视为低成本展示实力的合适对象——进行军事干预的风险相对可控，而国内政治收益（如迎合保守派选民）相当可观。这种做法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承认凭借自身实力无法同时对抗所有对手，另一方面又要通过选择性地展示武力来维持霸权威望。

这种选择性克制在本质上是霸权护持方式的转型。美国不再追求全球全方位的主导，而是集中资源于关键领域（如高科技、金融等）、通过不对称手段（如制裁、技术封锁等）维持霸权优势。其战略目标，也从塑造国际秩序降格为最大化自身利益，从规则制定者退化为规则利用者。

新战略强调西半球与亚太并重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执政第一年的实践表明，克制派与优先派在内部已建立了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不是折中，而是可以根据议题和时机来灵活调整战术。

克制派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全球过度扩张已严重透支国力。他们主张收缩海外承诺，聚焦国内重建，特别是应对债务危机、产业空心化、社会分裂等根本性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继续维持全球军事存在是得不偿失的浪费。优先派则坚持，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长期挑战，必须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大存在以遏制中国崛起。他们认为，放弃全球领导地位将导致美国技术优势丧失，盟友体系崩溃，最终危及自身安全。

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则试图调和两派矛盾，解决方案是将西半球提升至与亚太同等的战略优先级。美国宣布大幅增加在西半球的投入，打击毒品走私、控制非法移民，巩固对“后院”主导权，来满足克制派聚焦本土和周边安全的要求；与此同时，承诺增加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继续对华技术封锁和经济施压，以此回应优先派遏制中国的主张。

这种双焦点战略布局的深层原因是，美国既无法承受全面收缩带来的信誉崩塌，也无力支撑两线并举的巨额开支。因此，新战略本质上是一份战略路线图而非执行方案，其具体实施也将随着美国国内政治风向和国际局势变化而动态调整。未来几年，预计美国的外交资源分配很可能在“西半球防御”和“遏制中国”之间来回摇摆，呈现高度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特征。

同盟体系从“负担分担”到“负担转移”

特朗普政府同盟政策的核心变化是：从要求盟友增加防务开支的“负担分担”，转向实质性减少美国安全承诺的“负担转移”。

对于欧洲盟友，新国安战略表明，美国不再愿为维护所谓“普世价值”支付昂贵账单，甚至暗示可以为了自身利益牺牲欧洲安全。特朗普多次质疑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考虑削减驻欧美军，这些举动动摇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根基。对此，欧洲国家要么大幅提升自主防务能力，承担原本由美国负责的安全责任，要么接受在欧洲事务上话语权下降的现实。

在亚洲，新国安战略明确将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设定为攫取经济利益和防止战争，这意味着美国不再承诺全天候保护盟友，而是试图在亚太各国之间维持均势。鉴于此，日本已加速提高国防开支，韩国国内也开始冒出核武装的呼声，这些反应预示着亚洲安全格局或将走向更加多极化和竞争性的方向。

“负担转移”的深层逻辑是美国对霸权成本的重新计算。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传统盟友体系视为财政负担，而不是力量倍增器。盟友需要为美国保护支付更高费用，甚至可能被当作与战略竞争对手谈判的交易筹码。而美国自身则退居二线，以最小成本维持最大影响力。

2026年1月14日，民众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参加示威活动，抗议美国对委内瑞拉动军事打击 新华社发（卢西奥·塔沃拉摄）

国际互动走向单边化和交易化

特朗普政府延续并深化了在第一任期对多边机制的怀疑态度，外交表现出显著的单边化和交易化特征。在贸易领域，美国进一步抛弃WTO多边框架，鼓吹建立“特恩贝里体系”，即建立以双边交易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一对一谈判，美国充分利用自身市场的规模优势，迫使贸易伙伴接受更有利于美国的条款。这种模式虽缺乏多边体系的稳定性，却能最大化美国的短期收益。在气候治理、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上，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只参加明显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协议，拒绝承担“不公平”的义务。这种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实质上是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彻底工具化，将其转化为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政策杠杆。

更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体系的重新定位。新战略虽未明确主张美国退出联合国，但大幅降低了其在美国外交中的权重，转而采取“议题联盟”策略：在特定问题（如反恐、防扩散）上与志同道合国家组建临时性联盟，绕过联合国机制采取行动，而在不利于美国的议题（如人权、气候变化等）上，则利用安理会否决权或直接无视联合国决议。这种做法将侵蚀联合国的权威，加剧国际制度的碎片化。

这种交易化外交背后是美国对国际秩序本质的新理解。特朗普团队认为，理想的国际秩序不是基于规则的合作体系，而是基于博弈的竞争体系。因此，多边机制只能作为权力的衍生物而非约束条件，国际承诺只是谈判筹码而非道德义务。美国的目标也不再是维护秩序稳定，而是要在秩序变动中抢占有利位置。

现有国际秩序能够缓解美国冲击

面对更加不可预测、强调交易化的美国，国际社会将如何应对？二战后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现有国际秩序仍具备相当的韧性，特朗普政府可能会修正但无法完全颠覆这一秩序。

首先，盟友体系不会崩溃，但会深刻转型。欧洲和亚洲盟友虽然怀疑美国的安全保证，但短期内无法完全脱离美国的安全框架。更可能的前景是一方面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尽管信任度下降），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战略自主。欧盟的共同防务建设、日韩的扩军进程都将在压力下提速，最终形成一种美国主导但盟友自主性增强的混合模式。

其次，其他主要大国将努力维护秩序稳定。尤其是在贸易、金融、气候变化等领域，这些国家可能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加强合作，形成“没有美国的多边主义”。

第三，国际秩序的底层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当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技术、社会层面高度相互依存。全球供应链、互联网、金融网络等构成了超越国家权力的深层秩序。即使美国退出部分国际制度，这些底层连接仍将继续运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城市网络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在填补国家退却留下的空间。

第四，国际社会已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吸取经验。各国政府和企业纷纷建立应对预案，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外汇储备调整、危机模拟等方式，提升抗风险能力，对冲特朗普政府政策多变带来的冲击。

另外需指出的是，在美国国内，国会、法院、州政府、利益集团等将继续约束总统的单边行动。加上美国在经济、技术、军事上仍深度嵌入全球体系，难以承受彻底“脱钩”的代价，因此即便特朗普政府想颠覆全球体系，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综合来看，特朗普政府全球战略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将会是深刻的修正而非彻底的颠覆。美国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调整，但这种调整仍会在现有秩序的基本框架内进行。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