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8日，在美国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人们参加示威游行活动 新华社发（朱子于摄）

文/王聪悦

编辑/胡艳芬

最近，美国数十座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人员2026年1月7日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射杀一名美国公民。这次射杀事件是移民、枪击、暴力执法、种族问题等种种美国社会顽疾的一次最新反映，迅速成为党争焦点，共和党与民主党围绕此事相互攻击、推责，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

回顾刚过去的2025年，美国社会撕裂正在发生深刻质变——以往这种分裂常以选举为节点，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现在却被现有制度固定下来，还被政治力量利用，甚至成为一种常态被人们慢慢习惯。

当然，特朗普两度执政并非美国社会撕裂的起点，但他却精准抓住了美国既有社会矛盾，将人们因分配失衡积累的不满、制度信任流失引发的焦虑与身份对立等，转化为一种政治动员方式，使裂痕在政策博弈、公共话语与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显著。

美国社会循着矛盾自然增多、秩序逐渐混乱的熵增逻辑，在制度运作、舆论传播和不同群体的互动中不断积累矛盾与分歧，最终形成了美国内部的相互对立局面。

2025年7月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中）展示法案上的签名 新华社/法新

“特朗普现象”下的美国社会撕裂

2025年，“特朗普现象”在美国社会文化领域的核心表现是：不再完全沿用上一阶段偏向“进步派”的制度安排，而是力求重塑社会规范、价值标准与公共叙事。具体来看，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

首先，社会福利政策收紧。总体上，政府减少帮扶力度，更强调个人自力更生，让家庭和私人部门发挥更多作用。一方面，联邦预算紧缩，导致低收入家庭与儿童享受的医疗补助、营养援助等福利减少，申请残疾补贴的门槛也提高了，数十万申请者直接受影响。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力推社会保障支付系统电子化和实行身份验证，这看似能提升行政效率，却对老年人和文化程度不高者形成新壁垒。

其次，文化领域的政策收缩明显。特朗普政府将DEI（多元、公平与包容）体系视为“政治正确”和自由派思想的核心，不仅用行政命令限制，还在舆论上抹黑，让DEI越来越难推行。

与此同时，文化领域的治理沦为“文化战”——影响范围从学校教育扩展至历史叙事、公共纪念场所和文化景观管理，比如审查课程内容、改写博物馆与历史景点的讲解词、更换公共文化符号等。

第三，围绕国家安全与“择优入境”改革移民政策。美国投资移民政策（EB-5）将最低投资额涨到80万～105万美元，还有一个未正式立法的500万美元“金卡”计划，信号很明确：资金足够就能换取美国身份；技术移民政策（H-1B）则要求多交10万美元申请费，还会根据工资高低、岗位级别和行业类型挑选“高价值、可同化”的人才；对非法移民，政府加大遣返力度，扩大与地方执法部门的信息共享，收紧跨州庇护和福利申请；甚至收紧了与“出生公民权”相关的福利和资格，质疑“在美国出生就自动是美国人”的合法性。由此，移民政策成了判断“谁属于美国”的关键标准，美国公民身份也不再是单纯的制度规定，慢慢变成只对有经济实力、行为合规和认同美国文化的人开放的“特权”。

上述改革措施，非但没能弥合反而扩大了美国社会的深层裂痕。与特朗普首次执政时期相比，美国社会的撕裂，在社会心理、经济、文化层面不仅成为常态，还深深扎根在社会结构里。

其表现，一是选民与舆论分化。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在移民、堕胎、气候政策和枪支管控等核心社会议题上的分歧，早已超出传统争论范畴——在哪些问题更重要、该坚持什么核心价值上，双方观点和主张几乎完全对立。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67%的民主党人将气候变化视为关键议题，共和党人的这一比例仅为13%；73%的共和党人对非法移民问题极为关切，民主党人仅23%；69%的民主党人高度关注枪支暴力问题，共和党人仅26%；55%的民主党人认为国内种族主义形势严峻，仅15%的共和党人认同。

具体议题尚且如此，在道德、文化、政府角色、国家认同和民主信念等价值层面，两党选民的想法更是南辕北辙。盖洛普民调显示，2025年仅36%的民主党人表示“作为美国人非常自豪”，而共和党人的这一比例比民主党人高56个百分点，创下自2001年以来的最大差距；89%的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制度正受到严重威胁，有同样感受的共和党人仅占57%。加上社交媒体的助力，同一阵营的人只会听到自己想听的信息，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声量、强化自身观点，讨论问题越来越情绪化，更加难以理性沟通，这进一步阻碍了社会共识的达成。

二是经济与社会不平等加剧。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全国最富有的50%的家庭拥有全国约97.5%的财富，其中，最富的0.1%的家庭，财富占比高达13.8%，创历史新高。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2025年被赋予了新表达——美国经济K形发展：K的上臂代表高收入人群、资产持有者，以及金融、科技、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从业者，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财富积累持续改善；K的下臂，则代表主要依赖工资过活的低收入者和底层中产，以及一些服务业、传统制造业从业者，他们更易受失业、高利率、通胀和生活成本上涨的冲击。

更糟糕的是，美国政府至今仍沿用1963年的贫困线划定标准——把最低食品开支乘以3作为贫困线，据此，仅11%的家庭被列为贫困。该标准不仅严重低估贫困问题，还掩盖了弱势群体面对的真实风险：一旦遭遇疾病、失业等意外，他们极易陷入严重困境，承受残酷的社会性“斩杀”；一旦走入K形下臂通道，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三是文化冲突升级，甚至发展到强制执法、大规模社会抗议、制度层面对抗的地步。移民领域，自2025年6月起，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洛杉矶多地开展“社区抓捕”，专门针对无证移民，这引发了大规模示威乃至警民冲突。把移民问题当成安全问题来治理，加剧了族群紧张，还损害了联邦政府的权威。

2025年10月，不分党派的数百万美国人参加了“不要国王”运动，这标志着抗议已经不仅仅针对某一项政策，而是上升到对民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的质疑。

此外，冲突还渗透到高校：联邦政府撤销了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还冻结了拨款，校方因此提起诉讼；政府就“反犹”“DEI”等议题向学校施压，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只能调整政策以重新获得联邦资金；加上签证审查变严、面试暂停，2025年美国高校国际新生人数明显下降，给高校财务与管理都带来很大压力。这些事实表明，文化冲突已全面蔓延至身份认同、学术自治与教育体制等层面，持续冲击着社会共识和公共空间的稳定。

说到底，“特朗普现象”并不是导致美国社会撕裂的外部原因，而是在美国本就存在的社会分化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政治表达。它将社会不公、身份焦虑与文化冲突都演变成持续拉拢选民的筹码，还将其嵌入政策选择、舆论引导与公共话语之中。

可以这样说，社会分化给特朗普政府的各种治理改革提供了动力，而政府的对抗式治理风格，反过来又让不同群体间的身份边界更清晰、更难跨越，并进一步压缩了人们达成共识的空间，最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社会越撕裂，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越有市场；政策越推行，社会撕裂也越厉害。

2026年1月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民众抗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暴力执法 新华社发（李源清摄）

社会撕裂何以持续

美国社会的持续撕裂，源于三种力量的相互交织：首先是社会结构与群体处境的长期分化，积累了不平等的张力；其次是媒体、高校等关键机构的功能变化，加剧了制度对立与信任流失；最后是不同群体在认知与社会参与上的分歧，使得内在裂痕日益表面化、常态化。这三者共同作用，让美国社会撕裂呈现长期性、系统性与自我强化的特征。

首先从社会结构变化看，不同群体处境天差地别。2025年，美国不同社会群体的处境分化更加明显。精英阶层在经济与政治上仍占据优势，财富继续向科技与资本领域集中。尽管白领精英也面临自动化与人工智能（AI）带来的挑战，但其收入、社会影响力及通过政治捐赠和游说影响政策的能力，依然远高于其他群体。

蓝领群体面临就业不稳、收入增长乏力、职业流动性低以及通胀压力大等困境。尽管部分数据显示蓝领实际工资微增约1.7%，但这更多是短期现象或被政策宣传放大的结果，其处境并未从根本上改善。

移民群体压力倍增，随着人口规模下降、遭拘押与遣返的情况增加，他们的社区不安全感明显上升。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年净移民数已从约26万大幅降至不足13万，这对该州劳动力与人口结构产生了实质冲击。

少数族裔在教育、健康、生活资源获取及社会参与等方面依然面临显著的不平等。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51%的非洲裔、49%的亚裔、44%的拉美裔对美国实现种族平等的能力表示悲观。

总体上，美国社会各群体之间处境持续分化，促使社会内在张力不断蓄积，成为撕裂局面难以扭转的深层原因。

其次是关键机构的角色转变：从中立到站队。美国媒体、高校和科技公司等关键社会机构的功能已发生明显转变，从原本的社会服务角色日益走向舆论引导、价值观塑造和政策推动的前沿。

媒体方面，美国新闻环境高度分裂，不同政治阵营依赖的新闻来源几乎完全不同。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只信任8个新闻来源，最受信任的是福克斯新闻（约56%）和乔·罗根的播客（约31%信任）；民主党人则信任23个来源，包括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只有《福布斯》《华尔街日报》等极少数媒体同时获得两党一定程度的信任。

高校也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与文化冲突中。除了教学与研究，高校在政策与文化议题上承受巨大压力，校内的文化争论与抗议活动频繁，使其成为观察社会价值观对立的重要窗口。

科技公司则通过算法推荐、政治捐赠和政策倡议等方式，主动介入公共议程。硅谷巨头与部分科技右翼势力已不只是经济实体，更成为影响舆论和社会认知的重要力量，让技术、权力与社会治理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以上这些关键机构的角色变化，不仅影响公众认知，也直接助推了社会对立与政策冲突。

最后是群体认知分化，这在年轻人中表现尤其明显。随着社会撕裂加剧，不同群体对政治、制度和公共议题的理解和参与方式也出现显著差异。年轻一代尤其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已占美国总人口的近四成，他们的观念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但美国年轻人的政治态度趋于复杂，已难以简单用“支持”或“反对”某个政治人物或政治力量来概括，他们在失望、焦虑与策略性选择之间不停摇摆。多项民调显示，在2024年大选周期内，特朗普在18～29岁选民中的得票率为46%，高于2020的36%。但哈佛大学2025年秋季青年民调却显示，65%的年轻受访者对特朗普执政表现不满，认为其政策未能改善个人处境，反倒加剧了社会对立。

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反映出年轻一代对政治选择更加务实、情境化，更多基于具体生活议题，而非传统的党派或意识形态忠诚。社会撕裂已不再只是宏观层面的政治对立，而是逐步内化进年轻人的日常认知和社会经验之中。

2025年5月29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叫停”了特朗普政府取消哈佛大学招收外国学生资质的政策。图为当日哈佛 大学校长艾伦·M·加伯（中）出席毕业典礼 新华社发（朱子于摄）

缓冲犹在，但裂痕加深

客观而言，尽管美国社会撕裂持续，但社会本身仍存在稳定空间和制度韧性。大型企业、高校及地方政府在教育、科研、就业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依然维持着基本运转，起到“减震”作用；社区组织、公益团体及志愿服务网络在基层吸纳了许多不满情绪，缓解了社会矛盾；选举、司法与政策反馈机制虽然受到党争极大的牵制，但仍保留着一定的纠偏和调整能力。这些因素使美国社会在面对阶层、种族和政治对立时，仍能呈现“整体高压、局部稳态”的运行特征。

但局部有序无法掩盖美国社会走向更深撕裂的大趋势。随着阶层固化与居住隔离加剧，不同背景的群体之间日常往来变少，社会内部的沟通与理解更加困难。政治极化缩小了理性对话的空间，跨阵营的妥协更难达成。同时，分裂的媒体信息环境不断放大人们的认知偏差，使社会不安和身份焦虑成为一种常态。

在此过程中，社会撕裂不是通过一次性冲突引爆，而是像背景噪声一样，持续渗透日常生活和制度运行，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难以逆转的“混乱累积”过程。其结果，美国社会想要达成共识、实现协调治理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可能持续处于“高度分歧、难以整合”的状态。而社会的稳定将越来越依赖于局部缓冲机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共识重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