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8日，抗议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联邦拘留中心附近的长凳后躲避 新华社/美联

文/刘永涛

编辑/吴美娜

2025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宫，执政以来谋求对美国实施变革和重塑，内外政策冲击全球。其中，更具底层架构影响的美国政治社会生态、体制性变动等，成为世人深度观察美国的重要窗口。

总体来看，与第一个总统任期相比，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更具颠覆性、独断性和交易性。总统权力以前所未有的膨胀碾压官僚体系，美国传统的“三权分立”制衡机制几乎陷入瘫痪，使得美国政治体制正在经历剧烈震荡。

与此同时，特朗普支持者和反对者阵营的社会结构也出现明显变化。美国政党极化持续加剧，且进一步制度化，已从单纯的政策分歧演变为一种基于生存威胁的身份政治争斗。种种表现，向人们展示出一个正在被“重塑”的美国。

特朗普执政风格更趋激进

如果说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更像是一个意外闯入华盛顿、没有章法的“外来试探者”，那么到第二任期他则体现出是一个深谙权力杠杆、能有预谋地实施结构性变革的“局内掌控者”。不过，尽管相隔四年，基本底色未变。

首先，“美国优先”的逻辑未变。如果说传统美国的逻辑是“通过领导世界来获益”，那么“美国优先”旨在通过回归自身来止损。它把国际政治视为零和博弈，把盟友关系简化为“合同交易”，把贸易全球化斥为“对美国的浩劫”。

其次，对关税工具的偏爱也没变。关税依然是特朗普减少贸易逆差、逼迫制造业回流以及将其作为外交谈判筹码的武器。一定程度上讲，它已超越单纯的贸易政策范围，演变成特朗普政府的一种政治标签和全能战略工具。

第三，“反建制”（反对现有政治、社会或经济权力结构，如政府、政党或精英集团）与“社交媒体治国”未变。特朗普依然保持着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与选民沟通的习惯，并且持续抨击与建制派互为表里的所谓“深层政府”。

变化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相比第一任期的混乱与摸索，重回白宫后特朗普在执行力和目标感上都有质的提升。其背后有更成熟的保守派智库的智力支撑，使得政策的连贯性和针对性更强，手段也更加严密且不留余地（比如处理非法移民和加征关税方面）。

二是用人上，看重政治忠诚超过考量专业能力。特朗普不惜打破常规，弃用资深职业文官，转而提拔缺乏资历但立场坚定的支持者，比如起用低阶退役军人出任国防部长等要职。

三是决策风格发生显著转变，和首个任期时经验不足、决策常受制于官僚与司法掣肘不同，现在的准备更充分、指令颁布更迅速，且施行更加激进。

四是特朗普政府机构变革正经历从舆论攻势到结构动刀的跨越。上台后，变革以“政府效率部”为支点，遵循减支、放权、集权的逻辑，试图通过精简与合并重构行政权力。与此同时，党内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移位，特朗普从受制于建制派转向实现对党内高度控制，基本完成共和党的全面“特朗普化”。

可以说，特朗普的执政风格经历了质变。他不再是一个政治新手，而是一个深谙权力运作、拥有更强执行力的僚属且决心完成“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领导者。

2026年1月10日，在英国伦敦唐宁街 10 号首相府外，人们参加抗议活动，抗议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打击 李颖摄/本刊

强行政、弱立法、震荡司法

2025年是美国政治权力博弈极具对抗性的一年。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联邦政府三个权力部门之间展开前所未有的争斗，呈现一种“强行政、弱立法、震荡司法”的局面。作为美国政治体制核心的联邦制，遭遇数十年来最强烈的冲击。

一方面，美国政治从“权力分立”转向“行政主导”，总统权力不断膨胀。基于“2025计划”（Project 2025）的蓝图，白宫通过大幅削减联邦编制和加强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将行政权推向新高峰，包括解雇传统上具有独立性的联邦机构（如联邦调查局、司法部）高级官员。2025年初，白宫要求200万联邦雇员在短期内自愿离职或被解雇，这种大规模裁员旨在彻底清洗所谓的“深层政府”。

为绕开国会权力，特朗普频繁宣布各种“国家紧急状态”，为行使总统权力寻找正当性、合法性。他还广泛利用总统单边行动工具，比如他所签署的行政令数量远超往届同期，内容涵盖废除前一届政府的环保政策、启动“创世纪任务”计划、实施单边关税措施、削减数万亿美元的联邦支出等，核心逻辑仍是“行政令治国”，将执法、立法、司法三权集于总统一身。

另一方面，立法部门处于显著的“制度性弱势”时期。2025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均由共和党以微弱优势控制，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挑战总统的意愿。共和党籍议员倾向于削弱国会对白宫的制衡作用。党派撕裂、权力结构失衡以及立法程序日趋僵化，使得国会难以通过重大的实体性法律，实际影响力降至多年来低点，这也给总统处理国内外紧迫事务绕开国会提供了机会。这种“只有行政部门能干成事”的社会预期，进一步加剧了国会立法权力的萎缩。

然而，国会作为立法部门，仍竭力维护自身的宪法核心权力。最近，针对总统频繁以“国家紧急状态”绕开国会实施军事行动（如空袭伊朗设施、对委内瑞拉实施军事打击），国会跨党派议员先后发起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议案，旨在制衡行政部门并重申国会的权威。

最高法院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关系，则呈现一种“总体支持、局部制衡”的复杂情形，在维护总统权力和捍卫宪法程序之间双方反复博弈。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保守派占多数，在涉及全国性禁令、人事任免权等问题上，表现出尊重行政机构对法律解释的倾向，但在涉及州权和军队使用等问题上，最高法院则对特朗普政府划下红线。2025年8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征收关税违法，此案上诉最高法院，成为2025年最引人注目的法律争议。

至于联邦政府和州（尤其地民主党主政的“蓝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则正从传统的“协作”转向“冲突”，双方的矛盾和博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达到新高度。围绕堕胎、气候变化和跨性别等社会议题，州法律与联邦行政令尖锐对立。针对总统未经州长同意强行派遣国民警卫队进入州管辖城市执行常规治安任务，州政府起诉联邦对州权力构成践踏和侵犯。为操纵州的政策走向，白宫通过经济制裁或奖励方式，将联邦拨款与各州对白宫政策的忠诚度相挂钩。

这种“强总统、弱制度”现象，是美国宪法体制、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长期演变的结果。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是结构性根源。在美国，如果国会因内部党派争斗而失能，或无法应对危机（如通胀、边境难题、科技革命等），那么权力必然向能采取行动的唯一部门——行政部门流动，直接导致总统“被迫”或“主动”示强。

二是法律根源。近年来，美国保守派法律界再度盛行的“统一行政权”理论（总统作为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系统这三大独立分支中行政部门的首脑，拥有对行政部门的唯一权威，因而不受其他两权制约）等，给总统权力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撑，鼓励总统挑战现存官僚掣肘和国会制衡。特朗普2019年曾表达对“统一行政权”理论的认同。他在保守派青年组织“美国转折点”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与会者：“我有（宪法）第二条，作为总统，我有权做任何想做的事。”

美国宪法第二条规定，美国行政权归总统，总统须确保法律得到“忠实执行”。这给美国总统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观察人士认为，今后无论哪个党执政，美国总统都可能效仿甚至超越特朗普，因此总统权力有持续扩张风险，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根基或进一步被侵蚀。

三是社会根源。选民如果对政党对手的恐惧超过对权力的警惕，便会趋于赋予本党籍总统无限权力。在信息碎片化时代，一个表现强势、直观的总统形象更易于获得民众认同，从而使总统更容易拥有超越制度的权力。

四是技术与媒体环境剧变的影响。如今美国总统经常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向追随者施加影响，这种做法冲刷着代议制民主的根基，致使传统的制度约束在新环境下渐失效能。

简言之，当前美国政坛的权力博弈，反映了美国宪政秩序的根本转型。传统联邦制度下的分权制衡，正被一种以总统为核心、伴随高度政党极化的模式所取代。美国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传统共识机制面临崩溃风险。

2025年11月4日，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等待领取免费食物的人们排起长队 吴晓凌摄/本刊

从“红蓝对立”到多重分化

从2024年大选至今的美国政治周期中，特朗普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自2016年以来最深刻的重组。变化不再仅仅表现为简单的“红蓝对立”（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者对立），而呈现出阶层置换、种族“脱钩”和代际分化的复杂形态。共和党从代表“白人精英与郊区富人”，转变为一个以蓝领和多族裔工人为核心的政党。

首先，种族结构出现“破壁”，核心阶层从“白富精英”扩大到“多族裔工人”。特朗普最坚定的政治支柱仍以白人（包括福音派白人）为主，但拉美裔和非裔选民的比例大增，打破了“族裔决定党派”的传统逻辑。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获得近半数（部分地区甚至过半数）的拉美裔选票，并在2026年的民调中继续保持这一趋势。由于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坚守，大量拉美裔男性成为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大量非裔（尤其年轻男性）及亚裔更看重特朗普的“经济实用主义”，因而选择支持特朗普。这种变化表明，在美国，族裔身份正在被经济身份取代。

其次，学历教育发生“断层”，文凭成为划分美国政治阵营的重要标准。特朗普支持者中依然有过半数为非大学学历者，更趋于阶层固化，与高学历精英群体进一步乃至彻底“脱钩”。他们对所谓全球化带来的制造业流失、通货膨胀和文化精英论等极度不满，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高度支持。

第三，性别与代际趋于“红移”（向共和党靠近），更多男性和年轻人转向特朗普阵营。有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男性被特朗普展示的“强人”姿态和反建制言论所吸引。年轻人虽总体偏向民主党，但2025年以来的生活成本危机，使得部分年轻人放弃民主党的“进步主义理想”，转向寻求特朗普式的经济保护主义。

第四，地理分布上呈现“深红化”特征。农村与小镇（以及传统的工业生锈地带）依然是不可撼动的特朗普支持者腹地，郊区与城市边缘也开始成为选民立场最为波动的地带。在传统的“摇摆州”和郊区，因对大城市治安恶化、毒品泛滥及非法移民难题的恐惧，相当部分的中产选民（尤其带有深蓝背景的郊区家庭）加入支持特朗普阵营，这一情形正朝“浅蓝”城市的边缘区蔓延。

可以说，特朗普支持者的社会结构相较2016年和2020年已发生显著且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构性位移”。变化不仅体现在阶层和种族上，而且反映在一种新的“多族裔劳工联盟”的成形中。特朗普支持者阵营早已不是“老白男”俱乐部，而扩大为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非技能或生产性劳动、对建制派精英和全球化高度怀疑、分布在全美中小型社区的多族裔联盟。

与上述对应，特朗普反对者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反对者呈现高学历、城市精英与专业阶层的明显特征，核心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特别是女性）和城市专业阶层（医生、律师、科技从业者等）。他们更看重民主制度的稳定、认同气候变化以及堕胎权等议题。同时，种族构成趋于“纯化”，民主党的核心选民越来越集中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族裔精英，对底层、保守的少数族裔的吸引力逐渐丧失。另外，受到经济利益驱动，反对者很多受益于知识经济、科技行业和政府公共部门，因此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对联邦机构推进改革抵触情绪强烈。

霸权“内爆”风险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通过“米洛斯对话”，冷酷地揭示了雅典从文明引领者向赤裸裸的权力追求者的变异。以此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雅典式”的深刻重塑。当美国政治不再讲求制衡与共识时，它也就失去了维持秩序与道义的动力。

实力政治、强权政治是危险信号。在“米洛斯对话”里，雅典人直截了当地告诉米洛斯人：权力只有在实力相等者之间才有意义；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忍气吞声。特朗普第二任期重塑中的美国，因“美国优先”的深度内化，相当一部分选民和决策者不再相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视其为弱者束缚强者的工具。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实力本身就是正义。无论是在关税战、盟友关系，还是国内党派争斗中，“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正在取代传统的程序正义。

对道德和正义的唾弃令人警觉。在“米洛斯对话”里，米洛斯人试图诉诸道德、神灵和中立地位，雅典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些全是掩盖无能的虚词。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治话语中，国际法等被视为陈旧虚伪。美国不断质疑并退出国际组织，标志着其正加速滑向交易型的冷酷现实主义。

“与我同行，否则便是为敌”变成理所应当。在“米洛斯对话”里，雅典人认为允许一个弱小岛屿保持中立会显得雅典“软弱”，从而动摇其帝国的荣耀和威慑力。这种心理在美国国内表现为极度的党派极化。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叙事中，不存在“中间地带”。“忠诚至上”的思维要求美国人要么完全拥护其愿景，要么自动成为“内部敌人”。这种对绝对意志的崇拜，与雅典人在围攻米洛斯时所表现出的霸权偏执如出一辙。

紧接“米洛斯对话”篇章之后，修昔底德记述了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惨败，暗讽一个政体若抛弃所有的节制与道义束缚，便踏上自身毁灭之路。当美国民众普遍接受“实力即正义”且无视国际法与国内制度约束时，美国虽然可能在单场博弈（如围攻米洛斯）中获胜，却正在战略全局上走向孤立与失衡。

问题的根本，反映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弊病。有评论指出，以“美国优先”为名制造“美式混乱”，特朗普政府暴露的是美国一贯以私利为先的霸权主义底色。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奈斯琳·马利克说，特朗普政府的诸多政策并非凭空而来，其体现的恰是美国本来面目。德国《世界报》网站文章表示，在特朗普政府试图摧毁世界秩序的同时，美国也在经历其霸权的“内爆”。

“数据证实了我们国家人民早已凭直觉知道的事情：新的美国寡头政治已经到来。”乐施会美国分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艾比·马克斯曼说。“亿万富翁和巨型企业蓬勃发展，而工薪家庭却在为住房、医疗和食品杂货的负担而苦苦挣扎。”乐施会报告认为，特朗普政府推行的政策正在加剧美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