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6日，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参与2024华龙洞遗址学术研讨会的国外专家学者在华龙洞遗址陈列馆参观。现代人特征初始状态的出现，让华龙洞人被认为是迄今东亚地区呈现出智人（现代人）特征最多、年代最早的从古老型人类向智人过渡的古人类

文/冯伟民

编辑/胡艳芬

　　“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有关人类起源的终极追问，始终牵引着人类探索自身演化的脚步。在百年研究历程中，以“非洲起源说”为核心的演化框架长期占据主流，该模型认为智人起源于非洲，向欧亚大陆扩散时与尼安德特人等当地古老型人类发生了有限却关键的基因交流。在此框架下，东亚地区一度被视作非洲古人类迁徙后的分支栖息地。

　　然而，随着中国古人类学研究的持续突破，这一传统图景正在被深刻修正：丹尼索瓦人、龙人等新人种相继被识别，而随着百万年跨度的古人类化石与文化遗存不断出土，古DNA、高精度扫描等多学科技术深度融合应用，沉睡在中国地层中的化石，正以坚实的实证推动全球科学界重新审视人类演化的历史。

　　2026年2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自然》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以确凿证据指出，在过去200万年中，东亚在人属演化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东亚地区正从人类演化的“边缘地带”走向研究核心，中国已然成为重塑人类进化史认知的关键阵地，让人类演化的图景变得更加多元、复杂而完整。

传统认知：非洲单源主导，东亚为演化“中转站”

　　人类演化研究的基础，始终建立在地层中留存的化石与文化遗存之上。“非洲单一起源说”的形成，源于非洲发现了从南方古猿到直立人、从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的相对完整的化石链条，为线性演化理论提供了看似坚实的实证支撑。

　　需明确的是，现代古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实为“非洲起源+杂交模型”：即智人最初起源于非洲，尼安德特人这类古老型人类也源自非洲并迁徙到了欧亚大陆，智人后来走出非洲时，还和这些欧亚大陆的古老型人类发生过基因杂交融合，并非是智人单纯取代了其他古人类的简单线性演化模式。但在较长时期内，东亚地区的人类化石被简单解读为非洲古人类迁徙的产物，该区域的人类演化被认为缺乏独立性与核心地位，仅是全球扩散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站”。

　　这种简化的认知，忽略了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对物种演化的塑造作用，也未充分考量人类演化中种群交流、融合与本土适应的复杂性，限制了人类演化史研究的视野。

　　事实上，广袤的东亚大陆拥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变迁轨迹——从更新世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到全新世的气候暖化，多样的生态环境为古人类的生存与演化提供了广阔空间与多种可能。而中国境内分布着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丰富古人类遗址，从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到北京周口店，从安徽和县到湖北郧县，跨越数百万年，为修正传统认知、揭示人类演化的真实复杂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材料基础。

2013年6月7日，观众在克罗地亚的克拉皮纳参观尼安德特人考古博物馆

化石实证：“中国发现”勾勒东亚演化完整脉络

　　过去200万年是人类演化的关键时期，直立人的扩散、智人的起源与演化，均在这一阶段逐步展开。中国境内分布着从200万年前到数千年前的大量古人类遗址，从云贵高原到黄土高原，从长江流域到北方草原，这些遗址出土的化石与文化遗存，构成了东亚地区人类演化记录最为丰富的区域之一。

　　十余年来，中国古人类学者通过持续的野外勘探、考古发掘与多学科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发现共同揭示出一个重要事实——东亚地区并非人类演化的“配角”，而是在过去200万年里始终参与并推动人类演化进程。

　　百万年前的郧县人头骨化石，为重构人类演化谱系提供了关键线索。1990年出土于湖北郧县的“郧县人2号”头骨，因破碎变形最初被暂归为直立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学家团队通过高精度CT扫描、结构光表面扫描及数字重建技术，完成了头骨的精细拼接，并经过上万次模拟，验证了重建结果的可靠性。重建后的头骨呈现出原始与进步特征交融的形态：低平的额骨、突出的吻部兼具直立人特征，而扁平的颧骨、更宽的后脑颅及超过1100毫升的脑容量，却与龙人及大荔、金牛山等中更新世人类化石高度相似。

　　基于此，研究团队提出郧县人并非直立人，而是龙人支系的早期代表，并推测丹尼索瓦人也可能隶属于这一支系。这一假说将智人、龙人、尼安德特人的分化时间大幅推前至百万年前，证明早在100万年前，人类祖先已分化为多个独立演化的群体，这为理解中更新世东亚人类多样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本世纪新发现的中更新世晚期华龙洞人化石，为东亚古人类演化的多样性提供了直接证据。位于安徽东至县的华龙洞遗址，出土了距今30万年的人类牙齿、头骨等化石。研究团队对21颗牙齿分析发现，华龙洞人牙齿兼具原始与现代特征：前臼齿和臼齿的粗壮根部接近古老型人类，而牙齿尺寸小、第三臼齿退化、颊面平滑等特征，却与晚更新世人类及现代人高度相似，且不具备尼安德特人特征，比丹尼索瓦人牙齿更为进化。华龙洞人的独特形态，证明中更新世晚期的东亚地区存在独立演化的古人类种群，其与智人支系密切相关，却又区别于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为人类多区域演化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从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约115万年的蓝田人，到距今约100万年的郧县人，再到距今70万至20万年的北京猿人、距今约30万年的华龙洞人，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化石发现，串联起迄今东亚地区已知最为连续、材料最为丰富的古人类演化序列之一。北京猿人的铲形门齿、颧骨突出、下颌圆枕等体质特征，在中国后续发现的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化石中均有明显延续，这种形态特征的连续性，难以用外来人群完全替代的简单模式解释，从而为东亚古人类区域连续性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形态学证据。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境内的化石还揭示了东亚地区多个人类谱系共存的独特历史：东北地区化石兼具直立人原始特征与早期智人进步特征，南方地区化石则与东南亚古人类既存在关联又保有自身独特性。这种多谱系共存的现象表明，在过去200万年中，东亚地区并非单一人类种群的演化区域，而是多个种群相互交流、融合、演化的舞台，不同谱系在适应东亚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演化路径。

技术革新：古DNA解码人群遗传动态与演化互动

　　如果说化石是古人类演化的“形态密码”，那么古DNA就是解锁人类遗传演化的“分子密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古DNA研究成为古人类学领域的核心手段，也为印证东亚地区人类的演化历程提供了分子层面的坚实证据。

　　中国科研团队借助古DNA技术，从基因层面解码了东亚古人类的种群动态、跨区域交流与遗传多样性，为重塑人类进化史认知提供了全新的分子证据，让人类演化的研究从“形态观察”走向“基因解读”，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交叉融合。

　　北京东胡林遗址的古DNA研究，揭开了东亚北方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人群遗传图景。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11000年至9000年的人骨遗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研团队通过多次取样、构建DNA文库及杂交捕获技术，首次获得东亚北方地区万年前具有明确考古背景的古基因组数据。研究发现，距今11000年的东胡林M1个体代表了一支此前未被识别的、深度分化的东亚北方支系，该支系从更新世晚期跨越冰期存续至全新世，证明更新世晚期的遗传支系在新石器化进程中得以延续。

　　研究还发现东胡林人群与黑龙江流域、内蒙古裕民文化人群存在遗传交流，证实万年前后的东亚北方已存在频繁的跨区域人群互动。

　　青藏高原“幽灵祖先”的精准识别，是中国古DNA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此前研究发现，青藏高原人群的遗传成分中约20%来源不明，被学界称为“幽灵祖先”。科学家历时9年，对云南17个遗址的127例距今7100年以来的古人类基因组测序，发现距今7100年的云南兴义遗址个体携带一种深度分化的亚洲遗传成分——“亚洲基部兴义祖先”，这一成分不仅存在于古代青藏高原人群中，还保留在现代藏族基因组中，成为科学界苦苦寻找的青藏高原“幽灵祖先”之一。同时还发现，云南中部距今5500年至1400年的人群携带独特的“云南中部祖先”成分，与当今南亚语系人群密切相关，证明云南是南亚语系族群的早期核心区域。

2019年6月14日拍摄的在甘肃省夏河县白石崖溶洞发现的经鉴定为丹尼索瓦人（简称夏河人）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这一成果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最早活动时间由距今4万年推早至距今16万年

　　北方草原坝上地区的古基因组研究，则重构了东亚早期社会组织模式与史前文化源流。科学家对坝上地区距今8800年至5000年的35例古人类样本开展核基因组研究，发现距今8800年至7500年的兴隆、四台遗址人群，形成了以父母与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模式，且开放接纳非血缘成员；同时证实蒙古高原东南缘人群在距今8800年至7500年间保持高度遗传连续性，其粟作农业与黄河流域是平行创新路径。

　　从东胡林遗址的旧-新石器过渡人群，到云南的青藏高原“幽灵祖先”，再到北方草原的早期社会组织，中国的古DNA研究覆盖东亚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古人类种群，发现中国古人类的基因序列既存在与非洲古人类的共性，又有着显著的本土特异性。这种基因特征的双重性，印证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演化模式——东亚地区的人类在本土连续演化的基础上，与迁徙而来的非洲古人类发生过基因交流与融合，而非简单的“替代”，打破了“非洲古人类迁徙后完全替代本土人类”的认知误区。同时，古DNA技术与形态学、考古学、年代学、古环境学的深度融合，也让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多学科协同攻关的格局，让人类演化的研究更加科学、全面。

认知革新：多元演化重构人类进化整体图景

　　中国的化石发现与古DNA研究成果，不仅重塑了东亚地区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更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学界对人类演化整体图景的认知。202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正是对中国200万年古人类演化研究的系统总结与升华。

　　该研究通过对中国境内数十处古人类遗址的化石材料、年代学、古环境学等多方面数据的综合分析，结合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明确指出东亚地区在人属演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一方面，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展现出完整的本土演化脉络，在从直立人到智人的演化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演化中断，证明东亚地区是人类持续演化的重要区域；另一方面，多谱系共存的化石证据，表明人类演化是一个多中心、多路径的过程，中国作为其中的重要演化中心，为人类演化的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研究成果并非否定非洲在人类演化中的重要地位，而是对人类演化史的认知进行了补充与修正，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的起源与演化是一场遍布多个大陆的复杂进程，而非单一地区的“独角戏”。需明确的是，非洲作为智人起源地的核心地位仍被学界广泛接受，但中国的发现表明，古老型人类的演化并非在智人出现后便戛然而止，而是与智人共存、互动，并最终通过有限的基因交流为现代人类的基因库贡献了独特成分。

　　中国的发现还证实，人属演化的多样性远超科学界此前想象。在人类演化历程中，曾有多个不同的人属支系在地球上共存、演化、交流，智人只是其中最终幸存并延续至今的支系。龙人支系的提出，让东亚地区的人属支系更加丰富，丹尼索瓦人、郧县人、华龙洞人等均可能属于东亚地区特有的古人类支系，它们与智人支系并行演化，部分支系还与智人发生过基因融合。这种多谱系共存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东亚地区，更成为人类演化的普遍特征。

　　此外，中国的研究还为人类演化的关键阶段提供了全新解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重要转折，农业的起源、定居生活的形成、社会组织的发展，均在这一阶段逐步展开。

　　中国东胡林遗址、北方草原坝上地区的研究表明，东亚北方的旧-新石器过渡，是一个由本土人群主导、受气候与生存压力驱动的漫长过程，其粟作农业的起源是本土创新的结果，而非外来传播。不同地区的人类新石器化进程各有其独特性，会受到地理环境、本土人群、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一发现也进一步丰富了人类演化的多元图景。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人类演化研究的焦点，东亚地区也被视作探索人类演化的“天然实验室”。中国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正推动全球科学界重新审视并建构人类自身的演化叙事，对现代人起源的时间节点、演化速率、地理分布乃至种群历史等关键问题产生深远影响，让人类演化的认知从相对简化的线性框架，逐步走向更具包容性的多元互动模型。

　　人类对自身起源的探索，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旅程。中国化石所重塑的人类进化史认知，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东亚地区在人类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更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多元的演化历程造就了今天多样的人类，而这份多样性，正是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