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8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排中）在东京的首相官邸率阁僚合影 新华社/共同社

文/汤文峤

编辑/黄红华

2026年4月23日，日本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计划最快于7月正式启动“国家情报局”的组建工作。

日本此举，绝非一般性的行政机构改革或情报能力“补短板”，而是以“情报统合”为名，行“权力集中”之实，为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打造“能战国家”进行的重大制度布局。这一举措与日本扩充军费、解禁武器出口、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修订“安保三文件”等动向形成系统性共振，标志着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其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情报能力的拓展与指向

战后，日本情报资源长期以来分散在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防卫省情报本部、警察厅国际犯罪调查局、内阁情报调查室等多个机构，呈现碎片化格局。这种体制在“专守防卫”时代或许足以应对常规安全需求，却无法支撑近年来日本所谋求的“再军事化”能力。

从功能维度审视，此次升格绝非简单的机构重组，而是情报使命的根本性拓展。一是从“被动收集”转向“主动出击”。升格后的“国家情报局”将被赋予“综合协调权”，有权要求各省厅情报机构提供信息并统一分析，这意味着情报流程从“部门自治”转变为“首相直控”。二是从“信息收集”转向“认知操控”。日本政府明确将“虚假信息”“认知战威胁”纳入情报局工作范畴，却未对这两个概念作出任何法律上的清晰界定。这种模糊性恰恰为权力滥用预留了空间，何为“虚假”？谁来判定“威胁”？一旦情报机构的触角从传统的人力情报、卫星影像延伸至大数据筛选与网络舆论干预，其职能将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范畴，进而具备了操控社会认知的潜在能力。

从战略指向维度审视，这一情报中枢的升级与日美同盟的一体化进程形成深度咬合。2024年12月，美日韩三国正式启用弹道导弹警戒情报即时共享体制。此前，日美双方已于2022年在横田空军基地设立“共同情报分析机构”，实现了自卫队与驻日美军情报信息的实时共享。统合后的“国家情报局”意味着日本能更深入地嵌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情报联盟体系，作为责任主体与美、韩、菲、澳等域内外国家开展机制化情报合作。这不仅将提升日本在地区冲突中的介入能力，更使其从美国的“安全受保护者”逐步转型为“情报提供者”与“前沿行动者”。身份转换的背后，是日本安保战略从“防御性”向“进攻性”跃迁的实质性一步。

“新型军国主义”的制度拼图

将“国家情报局”嵌入近年来日本密集出台的安保制度体系之中，一幅完整的“新型军国主义”制度图景便呼之欲出。“新型军国主义”区别于二战旧形态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不依赖全面动员与显性独裁，而是通过“渐进式”“技术化”“精英驱动”的制度重构，以绕过民主监督的方式，将和平宪法架空为一纸空文。

从制度嵌套关系来看，“国家情报局”并非凭空而降，而是与日本近年来一系列立法形成严密的“权力之网”。2013年，《特定秘密保护法》为政府划定了宽泛的保密范围，将防卫、外交、反间谍、反恐等领域的大量信息纳入“特定秘密”，泄露者面临最高10年监禁；2017年，“共谋罪”法以“打击有组织犯罪”为名，实质扩大了对“预谋”行为的惩罚范围，为监控公民社会提供了法律依据。2026年，日本政府计划推进《防止间谍法》与《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一步压缩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与媒体的活动空间。如今加上赋予情报机构的“综合协调权”，日本正在编织一个从“定义秘密”到“惩罚泄露”再到“统一收集”的完整权力链条。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看似各有其独立的立法目的，但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制度效应，却是一个首相可以直接控制、不受有效监督、兼具对内监控与对外作战双重功能的情报-安全复合体。

从战略联动关系来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与日本在硬件层面的军事扩张形成了“软件”与“硬件”的系统性共振。2026年日本防卫预算高达9万亿日元，提前实现GDP占比2%的目标；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远程巡航导弹；加速改装“出云”级直升机航母为攻击型航母；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加速推进“安保三文件”的再次修订等。这些举措若在缺乏统一情报体系的情况下各自推进，将因“情报烟囱”林立而难以形成有效的作战协同。“国家情报局”的出现，恰恰解决了这一瓶颈。它为远程打击提供目标指示，为海外部署提供态势感知，也为日美联合作战提供情报共享接口。概括地讲，它将使日本此前零散分布的军事能力获得“统合大脑”，从而完成迈向“能战之国”的关键一跃。

更大的危险在于，这种制度拼图正在以“正常化”的叙事包装其军国主义的实质。高市早苗政权反复炒作“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论调，将每一项安保政策的突破都塑造为应对威胁的应有内涵。然而，当一个国家连续13年增加防卫开支、不断突破武器出口禁区、将情报权力集中于首相之手时，其行为的累积效应早已超出“正常国家”的合理边界。

2026年2月27日，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活动 贾浩成摄/本刊

绕过民意进行的精英驱动型军事转型

值得警惕的是，这是一场典型的“精英驱动型军事转型”，其推进速度与方式深刻暴露了日本民主程序的“空转”与民意的“被代言”。

从立法程序的维度审视，此次法案的推进呈现出罕见的“闪电式突进”特征。从2026年3月13日法案提交国会，到4月23日众议院强行表决通过，仅用了41天；而自民党执政联盟在2025年10月的协议中首次将创设“国家情报局”写入纲领至今，这一议程的政治推进周期也不过半年有余。这种“政治承诺→快速立法”的闪电节奏，与公共讨论的充分性形成了鲜明反差。事实上，直到法案提交给国会前夕，日本主流媒体的报道仍集中于制度的技术性介绍，缺乏对权力构造变化的深度审视。

这种程序上的仓促，源于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矛盾：高市早苗的安保议程与其国内民意基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民主赤字”。虽然日本内阁府2025年11月至12月开展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自卫队强化军力的支持率达45.2%，为1991年以来最高。但川平和财团2025年《79国安全认知调查》显示，日本民众的参战意愿仅为13.2%，位居全球最低。《令和7年版防卫白皮书》坦承，“尽管公众对自卫队抱有好感，征募工作依然面临困难。”《读卖新闻》2025年5月的民调更显示，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的维持支持率高达80%。这种“远距离支持、近距离回避”的民意结构，恰恰暴露了一个关键事实：高市推行的再军事化议程并未获得大众深度认同，其驱动力主要来自自民党保守派与右翼势力的精英联盟，而非广泛的社会共识。

正是在这种民意基础薄弱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制度设计呈现出显著的“反民主”特征。其一，机构直属于首相，局长职级与国家安全保障局长持平，形成“双局长”体制，却不对国会承担实质性的情报公开义务。其二，“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任议长，阁僚构成高度封闭，在野党与民间专家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其三，法案未设置独立的外部监督机制，情报收集的范围界定模糊，“虚假信息”“认知战威胁”等核心概念缺乏法律上的明确标准。

历史的回响在此刻格外清晰

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日本内阁情报部升格为内阁情报局，随后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将全体国民绑上军国主义战车。当时的情报集权同样以“行政改革”“效率提升”为名，同样绕过了实质性的民意审议，同样将监控之眼从对外转向对内。80余年前，正是从内阁情报局的升格开始，日本一步步滑向太平洋战争的深渊；80余年后的今天，当和平宪法第九条仍在纸上，高市政权却已经在制度上为其掘墓。情报权的集中化历来是军国主义动员体制的先声，而情报权的分散化恰恰构成了战后和平宪法最坚固的“制度性护栏”之一。如今，这一护栏正在被以“行政效率”之名系统性拆除。

“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的关键节点。它是一幅完整图景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构件，指向一个挣脱和平宪法束缚、重塑军事大国身份的日本。

这一进程的真正危险之处，不仅在于军事能力的扩张，更在于它以“渐进式”“技术化”的方式持续推进，使大众在民主程序的空转中沦为制度变迁的沉默旁观者。亚太地区的人民对8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而情报权的无限集中，恰恰构成了“维持重新武装能力”的制度性前提。

正如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正告：日方若执意重走军国主义邪路，必将遭到地区国家人民的共同反对，必遭迎头痛击，重蹈败亡覆辙。这不是威胁，而是历史的必然逻辑。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