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环球》杂志记者 赵家淞（发自伦敦）

编辑/胡艳芬

夜幕降临，英格兰西北部城市切斯特的一间活动室里，不足10人围坐桌边，一边分享着苏珊·巴尔斯基·里德亲手烘焙的蛋糕，一边聊着平日里并不常公开谈论的生死话题。

“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提醒自己，人都有走的一天。所以我们有蛋糕，有好喝的饮品，也有这样的谈话。”活动主持人里德语气温和、舒缓，让这场以死亡为主题的聚会少了几分沉重，多了几分平静。

苏珊·巴尔斯基·里德（左）和她的朋友在英格兰切斯特举办完一次“死亡咖啡馆”活动后合影 赵家淞摄/本刊

不一样的咖啡馆

“死亡咖啡馆”的理念，最早源于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雷塔发起的“死亡咖啡馆”聚会——“Café Mortel”。受此活动启发，里德的儿子乔恩·安德伍德于2011年在英国完善并推广了这一活动模式，并搭建了名为“Death Cafe”的官方网站。

这类活动旨在提供一个开放、平等的交流场域，让素不相识的人围坐一处，在品茶点与闲谈中畅聊生死。其初衷是帮助公众正视死亡、认知死亡，进而更审慎地对待有限生命，更清醒地拥抱现实生活。

里德本人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她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死亡咖啡馆”官网不仅发布活动信息，还为有意发起聚会的组织者提供完整操作指南。只要认同其基本原则，便可免费加盟、使用“Death Cafe”名称、在官方网站发布活动，并以加盟者身份接受媒体采访。

指南涵盖场地、茶点、宣传、安全等实操细节，明确要求活动必须坚持非营利原则，讨论氛围恪守尊重与保密，不引导参与者接受既定立场、产品或结论，不演变为心理咨询或哀伤辅导，而是始终保持开放式讨论的属性。

2017年，乔恩·安德伍德因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离世，但他发起的这项活动并未中断，而是由其家人及亲近的合作者持续推动至今。

落地多国，慢慢生长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生死教育工作者盖尔·鲁宾是最早受安德伍德影响、举办“死亡咖啡馆”活动的人之一。她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回忆，2012年初便与安德伍德取得联系，当时这一理念尚处于从英国向全球传播的早期阶段。

受安德伍德分享的活动形式和基本规则启发，鲁宾于2012年9月举办了美国最早一批“死亡咖啡馆”活动。举办活动时她不主张分组交流，更愿意让大家围坐成一个大圈，一起讨论。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生死教育工作者盖尔·鲁宾在一场活动后留影 受访人供图

“人们确实需要一个谈论死亡与临终话题的机会。”鲁宾说，“在多数文化里，这仍是一个禁忌话题；可一旦有了合适的场合，很多人愿意开口。”

此后，她把“死亡咖啡馆”办成了阿尔伯克基固定的月度活动。第一场活动就来了15至20人，包括她的父母。活动结束后，父亲特意把她叫回家，告知家中重要文件的存放位置。这个细节让她真切感受到，这类对话并不只是抽象的关于生命的思考，更能带来具体的改变。

近些年，鲁宾又在阿尔伯克基推出“死亡电影之夜”活动。人们聚在一起观影，围绕片中涉及的死亡、哀伤与纪念等主题展开讨论。她发现，这种形式吸引了很多新参与者，尤其是男性。一些人最初只因电影而来，最终留在了深度对话里。

鲁宾希望，人们能在危机来临前，就主动接触死亡、临终与哀伤话题。为此，她尝试了多种形式：从“死亡咖啡馆”、电影讨论，到即将出版的新书《临终前该看的98.6部死亡电影》。在她看来，这些努力背后，始终是同一种关切。

“如果等到危机真正发生，一个家庭往往只剩下极少的时间，还有太多来不及解答的问题。我做这些事，就是希望人们能在被迫面对死亡之前，先学会直面它。”她说。

随着这一理念不断扩散，“死亡咖啡馆”已在多国悄然扎根。根据“Death Cafe”官网统计，自2011年创立以来，这一活动已传播至欧洲、北美、亚洲以及澳大利亚等地区，在97个国家累计举办了2.3万多场活动。许多活动虽由各地组织者独立发起，但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安德伍德及其同伴所确立的原则、形式与运作框架。尽管很多参与者可能并不清楚这类聚会最早由谁发起，也不知道它源自何处，但并没有妨碍类似活动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慢慢生长。

从关怀中汲取生命的力量

2024年底，摆渡人生命咖啡馆在上海市静安区开业。最初，这个空间只面向接受过其殡葬服务的逝者的家属，但相关报道在社交媒体平台发酵后，迅速登上同城热搜榜首，影响力也从上海辐射至全国。

上海摆渡人殡葬创始人、上海首家生命咖啡馆主理人石慧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不少外地访客专程前来，讲述自己的经历。粗略统计，到访和参与者已有数百人。

在上海静安区，上海摆渡人举办的“生命咖啡馆”活动 受访人供图

据她介绍，“摆渡人”依托一家有近9年从业经验的殡葬机构，团队长期处理大量死亡与哀伤案例，实践积累比较扎实。除了提供固定舒适的场地与常态化运营，他们还结合真实案例进行分享，原创了一套“重启人生”卡牌，帮助人们以更轻松的方式重新审视生命。

在石慧看来，这类活动更深层的意义是公共生命教育。她说，“摆渡人”接触过不少青少年自杀案例，让她愈发觉得生死教育需要走进更广泛的公共视野，面向更年轻的人群。她希望人们不再谈“死”色变，要明白生命终有尽头，理解死亡、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近期走访伦敦多家临终关怀与安宁疗护机构的刘一宁，也在思考类似问题。她希望这次行程能为自己未来在国内开展相关工作带来启发。

刘一宁是一位“00后”从业者，正尝试把死亡话题带入更开放也更贴近日常的公共空间。2024年，她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艺术与创造力心理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回国，进入北京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做志愿者。她参与了医院内部面向死亡陪伴师和志愿者的“死亡咖啡馆”活动，也接触到更侧重人生规划与自我反思的“生命奶茶店”。

刘一宁在北京东城区举办一场“死亡咖啡馆”活动 受访人供图

她说，医院的培训与病房志愿服务经历，重塑了她对安宁疗护与生死对话意义的理解。“当下社会很多人对安宁疗护、生死教育缺乏基本认知，也不知道从何处获取相关信息。正因如此，我愈发觉得，关于死亡的讨论不该只停留在医院病房里。”

如今，她已在北京一处公益场地持续组织“死亡咖啡馆”活动，通过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招募参与者。凭借心理学专业背景，她尽力让每场活动更具反思性、更有情感支持力，让对话不止于交谈，更能带来疗愈。未来，她还计划把戏剧疗愈等方式融入活动。

来自成都的“死亡咖啡馆”参与者“十三”说，他并不认为一场讨论就能给人答案，但这些交流让他更认真地思考“活着”，也从更多维度理解死亡。经历多位亲人离世后，他通过自媒体直播等方式分享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与同样陷入失落和哀伤的人交流，尝试带去安慰与支持。

“我们怎么理解死亡，就会怎么面对失去。我相信，我们都能从丧失中重新找到生的力量。”他说。

让告别更有温度

为了延续儿子的心愿，里德从2025年底开始，在切斯特每月举办一次“死亡咖啡馆”，活动固定在每月的第一个周一。

“这样做，会让我觉得离乔恩更近一些。”里德说，“如果那些正在经历丧亲之痛，或是惧怕死亡的人，能在这里找到一处安放情绪的地方，并从中得到安慰，做这件事就非常有价值。”

里德说，人们来到这里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因失去亲人无处倾诉，有人为直面死亡恐惧而来，也有人只是第一次认真触碰这个话题。

在最近一次活动中，参与者简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母亲去世时的痛苦经历，让她第一次认真关注临终照护，关注人在生命末期的真实体验。她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坦诚谈论死亡、反思生命的空间。

这场活动的参与者背景各异：有葬礼礼仪师、志愿者，也有因职业或个人经历更早接触死亡与哀伤的人。在里德看来，这样的聚会虽无法抹去悲伤，却能让悲伤变得更容易承受。

“那种尖锐、生涩的痛楚，或许会随时间推移慢慢变淡，但每一次失去，都会把过往的伤痛一并勾起。它可能不再那么锋利，但我不觉得人能真正‘走出来’。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学会带着它继续生活。”她说。

每场“死亡咖啡馆”活动结束时，里德都会为到场者播放几首乔恩生前最爱的音乐。被问及此刻最想对儿子说的话，里德没有丝毫迟疑：“我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