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美国国家二战博物馆，游客观看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图片和介绍

文/李赟 徐强

编辑/吴美娜

　　军事欺骗贯穿着整部人类战争史。基于不同的战略文化、地缘环境和技术禀赋等，具体的欺骗实践呈现出比较鲜明的地域国别特色。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技术、理念等被相互借鉴，多国在相关领域的共性正在增多。

美国：从随机应用到全域作战应用

　　美国的军事欺骗实践，经历了一条从战术层面的随机应用，到战略层面的系统化、条令化，最终演变为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以塑造和主导对手认知为核心的全域作战模式的路径。这一演进集中反映出美军适应技术革新、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的过程，标志着其作战理念从传统的物理域摧毁向信息域、认知域控制全面拓展。

　　诺曼底登陆前的“保镖行动”是二战期间美军经典的军事欺骗战例。该行动通过虚构部队、散布海量假情报和精心策划的佯动，成功塑造了德军高层对盟军主攻方向的错误认知。

　　冷战时期，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的“知更鸟计划”为代表，其核心从单纯的作战欺骗，延伸至对国际媒体叙事与公众心理的系统性、长期性塑造，通过收买、影响媒体从业者，潜移默化地操控全球舆论走向，服务整体战略竞争。

　　进入21世纪，面对反恐战争的非对称性和大国竞争回归的复杂性，美军将军事欺骗视为获取决策优势、降低行动成本、达成战略目标的关键赋能器。综合分析，美国军事欺骗特征包括：

　　体系化与条令化。美军已将欺骗深度融入联合条令体系。2012年，五角大楼将信息作战明确定义为综合运用信息能力影响、破坏或篡夺对手决策。2023年，陆军发布首份信息条令，强调“影响信息活动”是重要任务。海军陆战队2024年新版《欺骗》条令详细规定了欺骗的策划、执行、传播与评估全流程，涉及心理战部队、网络运营商、电磁作战单位乃至太空军等多领域力量协同。

　　技术驱动与全域融合。现代美军的欺骗手段已远超传统伪装范畴，高度依赖先进技术。其手段包括：干扰敌军雷达与通信系统的电子战；制造虚假电磁信号以模仿部队活动；利用网络攻击（如“舒特”系统）侵入并接管敌方防空网络等。在2026年初的“绝对决心”行动中，美军通过构建电子战打击集群，对委内瑞拉防空系统实施“致盲”与“欺骗”，为特种行动开辟安全通道。

　　认知域作战与舆论塑造。美军欺骗的重心已从遮蔽对手“耳目”转向影响其“认知”。通过社交媒体操纵、深度伪造技术、定向信息推送等手段，直接塑造目标国家民众、精英乃至领导层的认知与情绪。美国《华盛顿邮报》2024年9月披露，美中央司令部运营大量虚假社交媒体账号，这些账号发布反对俄罗斯的内容，甚至散布关于阿富汗难民遗体器官缺失的煽动性虚假信息，以影响中东及中亚地区的舆论认知。这种将军事欺骗与社会层面信息战结合的做法，是其“混合战争”思维的具体体现。

　　“真伪混合”的叙事策略。美国军事欺骗强调以大量真实信息为基底，掺入关键性虚假信息，即所谓“99%的真相与1%的谎言”相结合，以极大地增强欺骗的可信度与效果。比如，在伊拉克战争中，通过“嵌入式”记者政策（安排各国记者“嵌入”作战部队）与选择性展示“证据”，成功引导了国际舆论。

俄罗斯：系统性误导对手决策

　　俄罗斯的军事欺骗艺术，根植于其独特的战略文化与地缘环境，形成了以追求“绝对突然性”为核心、高度系统化且极具适应性的实践体系。俄式军事欺骗不仅指战术伪装，更创造了一种贯穿战时与和时，旨在系统性误导对手决策、为决定性行动创造条件的综合性艺术。

　　二战中，苏军将军事欺骗作为保障战略性战役成功的重要措施，其经典运用是1944年的“巴格拉季昂行动”。通过在南线乌克兰方向实施大规模假集结、假无线电通信和工程伪装，同时在北线白俄罗斯主攻方向隐蔽部队行踪和实施无线电静默，苏军成功诱使德军将战略预备队南调。冷战时期，这些实战经验被全面总结并理论化、条令化，欺骗由此成为全军必须掌握的标准化技能。进入21世纪后，俄式军事欺骗不断融合传统智慧与新型技术，从保障大规模正规军进攻的突然性，演进为适用混合战争、有限干预等多种场景的复合手段运用。

　　与美国军事欺骗有一定共性之外，俄式军事欺骗呈现出比较鲜明的自身特色：

　　一是以达成行动突然性为军事欺骗最高战略目标。俄方欺骗手段的核心目的，往往都是在最关键的时间与地点，以对手近乎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发起决定性的首波行动，从而在冲突初期建立重大优势。2022年发起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前夕，俄方通过反复宣称撤军、进行“例行演习”、开展外交对话等，成功实现了行动发起的突然性。

　　二是传统手段与高科技能力的务实结合。二战期间，苏联大规模设置假机场、假坦克、假指挥部等假目标。俄罗斯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洛扎指出，在1942年5月1日至1945年5月1日期间观察到的2246次德军袭击各类机场的行动中，66%是针对假机场进行的。此后，俄军并未因技术发展而放弃低成本、高效益的传统手段，而是将其与先进技术结合使用。

　　一方面，大量部署能模拟红外特征的高仿真充气坦克、火炮等诱饵，以消耗敌方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并干扰其情报评估；另一方面，其强大的电子战能力不仅能干扰，更能实施“主动欺骗”，如生成虚假雷达信号以模拟不存在的目标集群，或实施卫星导航信号欺骗，使对方依赖GPS的精确制导武器失效。这种“高低搭配”构成了物理域和电磁域的双重欺骗网络。

　　三是深度服务“混合战争”的模糊性创造。刻意制造并利用法律、政治和军事层面的“灰色地带”，造成身份、意图和行动性质的模糊性，从而增加对手的判断难度、决策成本和联盟协调阻力，为达成有限政治军事目标创造条件。

2025年11月7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人们参观以纪念 1941 年苏联红场阅兵式为主题的露天展览

其他国家经典战例与背后

　　二战中，英国成功实施了“馅饼行动”和“伯特伦计划”。前者，英军通过投放携带假作战计划的军官尸体，成功诱使德军将防御重心从西西里岛转向撒丁岛和希腊。在阿拉曼战役前，英国实施“伯特伦计划”，通过在南线铺设假水管、建造假仓库、布置假坦克，将隆美尔的装甲主力诱至错误方向，为蒙哥马利在北线的主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历史上，以色列也成功实施过系列军事欺骗行动。1967年“六日战争”前夕，以色列通过假坦克部署、增强南部空中巡逻等佯动，成功使埃及误判以军主攻方向为南线，从而为北线和中部的主攻创造条件；1982年贝卡谷地空战中，以军率先使用无人机作为诱饵，诱使叙利亚防空雷达开机，随后发射反辐射导弹将其摧毁，这是电子欺骗与硬摧毁结合的典型战例；2008年“铸铅行动”前，以色列通过外交示弱、允许加沙通道开放、安排官兵休假等一系列“能而示之不能”的欺骗手段，使哈马斯放松警惕，随后发动闪电空袭取得重大战果。

　　军事欺骗也是“弱者不对称对抗”的重要手段。科索沃战争中，面对北约的绝对空中优势，南联盟实施了一套以“隐真示假”为核心的系统性军事欺骗：充分利用多山地形，将主力装备藏入洞库、分散隐蔽；大规模设置能模拟雷达与红外特征的廉价假坦克、假飞机等目标；依靠情报预警进行频繁机动。

　　借助这些手段，南联盟有效保存了大部分主战装备，战后部队得以成建制撤出；同时诱使北约将大量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耗费在假目标上，留下了不对称防御作战的经典案例。

展现三大共性态势

　　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军事欺骗正经历深刻的范式变革，总体呈现出三大趋势。

　　一是技术驱动，向智能化、自动化演进。人工智能与生成式内容技术（如深度伪造）从根本上改变欺骗的实施方式，能够自动化生成高度逼真、个性化的虚假信息流，在战略、战役、战术各层面显著提高欺骗效能。

　　二是全域融合，构建“多维镜像”战场。未来欺骗强调跨域协同，即在物理域、电磁域、网络域和认知域同步构建逼真假象。通过在物理域部署高仿真诱饵，在电磁域生成匹配的虚假信号，在网络域篡改传感器数据，并在认知域释放吻合叙事，实现多域联动，极大地增加对手情报判读与证伪难度。

　　三是平战（平时和战时）一体，成为常态化战略博弈工具。欺骗活动日益突破平战界限，在平时通过社交媒体操纵、智库议程设置、网络渗透等手段，在“灰色地带”塑造态势、测试反应并积累优势。欺骗已成为贯穿竞争、危机与冲突全过程的常态化工具体系，以系统性误导对手的长期战略判断。

　　（李赟系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徐强系解放军某部副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