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艺

编辑/吴美娜

　　“兵者，诡道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通过欺骗达成突然性进而夺取作战乃至整个战争的胜利，在人类社会战争史上，是经过反复验证的一大基本制胜法宝。有外国学者剖析1914年至1973年间的共93个战例发现，至少76个战例使用了欺骗并全部达成突然性，而未实施欺骗的17个战例中只有11例达成了突然性。在达成突然性的87个战例中，81个战例为达成突然性的一方取得了最终胜利，证明欺骗与制胜之间具有强关联。

　　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行动所依据的因素总有四分之三隐藏在迷雾之中。欺骗从本质上讲是对战争中不确定性的利用，战争迷雾越多，施计用谋的空间就越大。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广泛而深入的运用，大量各种各样新的战争迷雾被制造出来。

　　随着智能化战争中“隐蔽与发现”这对矛盾关系的深刻变化，沿用传统欺骗范式，简单地线性叠加欺骗手段就想达成欺骗目标的难度越来越大。适应智能化战争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要求探索建构包括欺骗条件、欺骗对象、欺骗手段、欺骗重心等各个要素在内的战场欺骗新范式，“智骗”方能“智胜”。

2025年11月12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人们参观导弹与无人机展览

欺骗条件：由“打牌”模式转向“下棋”模式

　　人类进入智能时代，战场欺骗的条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里可借用棋类和牌类游戏两种博弈对抗模式的区别作类比。斗地主、掼蛋、得州扑克、桥牌等牌类游戏，与军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等棋类游戏，从“战场”透明度视角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打牌”模式中，双方均只知道对手已出的牌，不知道对手手中还剩什么牌，更不知道接下来会出什么牌，“战场”处于半透明状态；而“下棋”模式中，棋盘上双方兵力部署虽然一目了然，但同样不知道对手企图是什么以及下一步棋可能怎么走。

　　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和机械化战争的战场透明度与打牌非常类似，情报侦察监视手段落后导致敌情掌握不足，为战争迷雾创造了条件。《揭开战争迷雾》一书作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联会）前副主席比尔·欧文斯，作为海湾战争及后来十年信息化军事革命关键时期的亲历者，极力倡导美军推动传感器系统集成，以信息技术消除战争迷雾，以信息优势抵消对手兵力优势。

　　当前，大量侦察卫星、预警机、无人机等平台搭载雷达侦察、光学侦察、电子侦察等载荷，全时全域地“透视”战场，使得战场态势感知的速度、深度、广度和精度产生质的飞跃。态势感知能力由“感”到“知”、由“态”到“势”的进步，推动战争由“打牌”模式向“下棋”模式深刻转变，基于传统欺骗范式达成战略战役战术突然性的难度大大增加。

欺骗对象：由人转向人机混合智能体

　　以往战争中的欺骗活动往往是围绕对方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军队指挥员及其指挥机构等决策层而展开，欺骗的对象是人。随着智能化情报分析与辅助决策系统在作战指挥中的深入运用，“人主机辅”指挥模式渐成主流，如何欺骗人与智能系统共同组成的人机混合智能体，成为智能时代筹划实施欺骗的重要考虑因素。

　　欺骗人与欺骗智能系统在机理上完全不同，以往欺骗人的“算计”面对智能系统的“计算”可能会被轻易识破。“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掩盖自己的踪迹，仍未能逃过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大数据分析。俄乌战场上，帕兰蒂尔公司的“元星座”系统可实时融合处理上百颗军民商卫星侦察数据，支持“用户随时对地球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问题发起调查”，俄军多名高级将领因此被精确发现、定位和打击。

　　现代战场上，经过精心伪装的坦克、装甲车等想尽办法隐藏，一旦其留下的车辙痕迹被对方卫星、无人机等发现，智能系统的分析仍能反推出其具体位置。

　　但智能系统并非没有弱点。在外军开展的一些智能欺骗试验中，给坦克、装甲车等目标涂上特制的迷彩图案后，目标识别算法会将其识别为普通家用轿车。而诸如此类针对智能系统的欺骗技术，欺骗不了人眼。就是说，骗人和骗智能系统需要不同的“骗术”。为此，一方面，需重新评估针对人的传统欺骗手段面对智能系统分析时的可行性和失效风险，保留仍旧管用的手段，抛弃过时手段；另一方面，需要大力发展针对智能系统的欺骗与反欺骗手段。

　　近年来美军在这两方面都作了前瞻性布局。智能欺骗项目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机器视觉扰乱技术”和美海军的“数字伪装”等，反智能欺骗项目如DARPA的“确保人工智能抵御欺骗的稳健性”（GARD）、“欺骗逆向工程”（RED）等，前者重点开发针对机器学习模型对抗性欺骗的防御技术，后者针对智能欺骗攻击工具链开展逆向工程。

　　可以预见，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于情报分析与辅助决策领域后，欺骗与反欺骗将呈现迭代升级、此消彼长之势。未来智能化战争中，大到战略战役欺骗方案的制定，小到战场迷彩图案的绘制，如何既骗过人脑又骗过电脑，把人机混合智能体“蒙在鼓里”，都需要进行颠覆性的变革与设计。

欺骗实施：由兼顾实施转向专业化实施

　　以往战场欺骗往往规模小、手段少、组织相对简单，为隐蔽企图，掩护主攻部队进攻方向和发起进攻时机，佯动欺骗任务往往由其他作战部队临时担负。进入机械化战争后，欺骗活动日益规模化、复杂化、常态化，逐步形成了包括欺骗计划、欺骗力量、欺骗条令等的专业化欺骗作战体系。

　　二战时期，盟军为确保诺曼底登陆成功，制订了代号“保镖行动”的总体欺骗计划和“坚忍行动”“铁拳行动”“齐柏林行动”“铜头蛇行动”“复仇行动”等多个配套子计划，以及更多的细分行动计划，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欺骗计划体系。

　　为保证“保镖行动”计划顺利执行，美军组建了战争史上第一支专业欺骗作战单位——“幽灵部队”，综合运用视觉欺骗、声音欺骗、无线电欺骗和伪装，建立虚假的“第一集团军群”指挥部，成功将德军主力牵制在加莱方向。战后，多个国家的军队成立了专业的伪装部队。

　　为规范和指导欺骗行动，有的国家军队在作战条令中增加了有关欺骗的条目，如苏军的“马斯基洛夫卡”原则；有的编写专门的欺骗条令，如美军联合层面的《联合军事欺骗》条令，以及军种层面的海军陆战队战术出版物《欺骗》和陆军野战手册《陆军对军事欺骗的支援》等。

　　进入智能时代，针对对手人机混合智能体的欺骗涉及的领域更广、持续时间更长，且呈现跨域协同、一体联动特点，为此动用的力量除了专业的伪装部队，还涉及但不限于心理战、舆论战、电子战、网络战等多种其他专业力量。同时，集研究、训练、攻击、防护等职能于一体的专业智能欺骗对抗力量，可遂行数据污染与清洗、算法破解与加固等新型欺骗与反欺骗任务，成为智能时代欺骗对抗的主力军。

2024年2月5日，在加沙边境以色列一侧，一名以军士兵抛掷无人机

欺骗手段：由人力为主转向人机结合

　　传统欺骗实施以人工为主，大规模的战略欺骗往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二战时期美军的“幽灵部队”由1100名艺术家、工程师和音频专家等组成，在21个月内执行了26次欺骗行动，属于典型的人力密集型劳动。人工智能运用于欺骗后可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以人为主导、智能为辅助手段，可极大地提升欺骗能力。

　　一是提升欺骗质量。运用智能辅助决策手段制订欺骗计划，可优化设计欺骗力量、欺骗部署、欺骗流程等，实现效果最佳的体系化欺骗；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运用智能化情报分析系统预先检验欺骗效果，找出计划中的漏洞和矛盾点，使欺骗计划更加合理自洽、严丝合缝。

　　二是扩大欺骗规模。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深度伪造技术，可大批量合成逼真的虚假文件、图片、音频、视频等，将其广泛应用于战略、战役、战术欺骗中。比如，进行战术伪装时，为每个高价值作战平台和战场设施量身定制涂装图案方案，使敌方智能系统错误识别；进行战略战役欺骗时，批量伪造假电台、假指挥员等，甚至在各战役方向高逼真地伪造一批活跃的假指挥所，以此吸引并消耗敌方侦察打击资源。

　　三是降低欺骗成本。以智能体代替人力实施佯动欺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例如，在空袭时为突破敌防空系统，运用战斗机、轰炸机等空中平台发射大量低成本空射诱饵弹，边机动边辐射电子干扰信号，欺骗迷惑雷达系统，以较低代价实现大规模战役欺骗。

　　四是支撑精准欺骗。传统欺骗通常千人一法，广播式、粗放式、概略化特点比较突出。进入智能时代，通过平时广泛收集对手决策者数据，并运用大数据进行精确分析，就能更深刻、更具体地“知彼”。在此基础上，战时即可运用深度伪造技术个性化定制欺骗内容，细化欺骗颗粒度，实现由面向群体到瞄准个体的精准欺骗。

欺骗方式：由以蒙蔽为主转向以迷惑、诱导为主

　　战争欺骗方式通常包括蒙蔽式、迷惑式和诱导式三种。蒙蔽式欺骗，通过严密伪装和严格保密等措施，尽可能地封锁所有通向敌方的信息传播途径，使敌方对我企图和行动毫无察觉，进而达成行动突然性。在半透明的“打牌”模式战争中，主打“隐真”辅以“示假”的蒙蔽式欺骗，成功率很高。

　　然而，当战争进入“下棋”模式后，随着战场感知能力的不断增强，任何军事行动不露出蛛丝马迹已不可能，蒙蔽式欺骗难度越来越大，只能成为辅助和次要手段。据外媒报道，在接到帕兰蒂尔公司“高谭”平台发出的俄军集结警报和可能位置后，乌军对距前线10公里的俄军动向的反应速度达到分钟级，对距前线30公里的俄军调动反应速度最迟数小时，对距前线100公里的俄军动态的分析反应时间通常不超过半天。在这种战场高透明度下，二战时期通过欺骗实施大规模装甲集群快速穿插迂回的战争场景已不可能再重现。

　　军事专家认为，在双向透明的“下棋”模式战争中，要想达成欺骗目的，必须把握和利用好“看清”了战场并不等于“看懂”了对手企图这一欺骗机理。借助智能手段释放大量真假混杂难辨的信息，增大信息模糊度和分析难度，使敌方难以判断或判断失误的迷惑式欺骗，以及通过发出高清晰误导信息，将敌方引入预设认知陷阱的诱导式欺骗，必然成为主用、重用的欺骗方式。两者加上蒙蔽式欺骗的配合，共同构成对手难以识别的混合式欺骗，可有效提升欺骗成功率。

欺骗重心：由人的感知转向人的认知

　　从欺骗机理看，蒙蔽式欺骗针对的是人的耳目，利用的是人感官的弱点，而迷惑式和诱导式欺骗直指人的心智，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然而，破战场迷雾易，破心中执念难。现代心理学、认知神经学和“读脑”技术的发展，仍然无法完全打开人类心智“黑箱”，人类思维的不确定性始终是战争中最难判断把握的终极不确定性。

　　无数战场欺骗案例反复证明，即使拥有最先进的情报监视侦察技术和智能分析手段，也无法完全弥补和克服人性的弱点。历史上，很多情况下不是情报部门没有识别出对手的欺骗套路和真实企图，而是决策层因为认知惯性、思维盲区、自信自大、利益牵绊等主观上的问题，导致误判或错误决策。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前，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依托强大的情报分析能力，接连收到11份以方可能遭受大规模袭击的情报，但该机构领导者坚信哈马斯没有能力发动袭击，直接导致了战争爆发预警的失败。

　　这表明，进入智能时代后，即使对手拥有高超军事技术，可通过先进的情报监视侦察技术获得“战场透明”优势，己方仍可利用对手决策层的认知弱点，实施反直觉欺骗，通过掩盖真实意图和行动目的从而达成突然性。

　　随着智能时代战场欺骗范式的演变，未来战争中战略战役战术各级欺骗与反欺骗活动将更加频繁、技术性将更强、实施手段和过程更趋复杂。欺骗力作为认知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升为新质战斗力的关键要素；欺骗对抗成为智能对抗的核心内容和“制智权”或“制脑权”争夺的关键行动，在特定情况下将成为左右战局走势和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变量。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