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6 月 12日，在美国纽约时报 场，人们通过大屏幕观看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股票上市交易庆祝活动

文/丁浩员 张泰豪

编辑/黄红华

　　2025年11月，特朗普政府签署“创世纪计划”行政令。

　　作为美国未来产业的顶层设计，“创世纪计划”重点聚焦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关键材料、核裂变与聚变能源、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微电子学以及太空探索几大领域。为了推动计划实施，美国有多家知名企业参与其中，这些企业不仅带来了丰富的行业经验，更在技术、资金、市场推广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据了解，目前，英伟达、Anthropic、甲骨文、戴尔等科技巨头已宣布加入。

　　事实上，近年来美国政府通过制定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新兴科技，意图占据全球未来产业生产与供应体系的核心位置。不过，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发展未来产业方面处于领跑位置，但其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或将对本国未来产业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政府主导力度加强

　　以往，美国一贯强调市场配置和企业自发性，限制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对关键产业的引导政策方向更加明确，方式更加直接。以《芯片与科学法案》为例，其采取了政府直接补贴制造能力、约束投资方向、塑造供应链空间布局等方式，致力于实现芯片制造产业回流美国本土。这类特征已与美国过往抵制的产业政策完全一致。不止于此，在新能源、人工智能（AI）等各领域，美国均出台了一系列采取直接补贴、公共采购限制等扶持手段的产业政策，政府对产业发展直接干预的力度显著增强。

　　一方面，在政策目的上，以往美国政府出台的政策与法案多以培育增长点、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作为核心目的，但近期的未来产业政策目标已有了极大的拓展，多同时服务于国家安全、国际竞争等政治目的。例如，在2025年发布的《赢得AI竞赛：美国AI行动计划》（以下简称《AI行动计划》）中，官方指出该计划以“领导国际外交与安全”为一大重要支柱。另一方面，近期美国政府对未来产业的扶持和引导已经从传统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源头创新转向对先进制造、供应链和产业化落地的并重。半导体先进封装、AI数据中心、清洁氢能、工业脱碳示范、量子商业化，都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与此同时，在全方位布局生物、能源、量子等关键技术的情况下，美国将半导体芯片产业作为未来产业体系的核心底座。政府除了给予最高梯度的财政支持外，其政策工具高度集中，并通过补贴、税收抵免、研发联盟、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重构等方式形成了系统性支持，力图保持相关技术的持续领先，提高对供应网络的掌控力并实现芯片制造在美国本土的复兴。

AI是重要引擎

　　当前，AI已经从一个单项技术领域，变成了牵动半导体、数字化、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领域的总牵引性技术平台，是其他未来产业的基础设施和放大器。美国不只强调模型研发，更着重致力于AI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贸易格局。

　　根据“创世纪计划”，美国能源部将负责整合17个国家实验室、联邦数据、高校及企业的AI建模技术力量，建立“闭环AI实验平台”。其核心逻辑是打破“数据孤岛”，建立一个跨主体的、一体化的科研网络。

　　联邦政府通过AI建构各领域的“科学基础模型”，再利用这些新AI模型开发程序，“自动化研究流程，加速科学突破”。在这一过程中，AI不再仅仅是辅助工具，而成为科研创新的核心驱动力，直接服务于基础研究、能源和国家安全，提高美国科学发现和工程创新效率。

　　不难看出，美国已经将AI技术的发展作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既要在产业发展的角度推动AI建设，又要加快AI在各领域的广泛布局，提高整体生产效率，达到良性循环、整体加速的目的。用总统特朗普的话来说，美国将努力“打造全球规模最大、实力最强、最具创新性的AI生态系统”。

2025 年 8 月 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左）、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 • 库克在华盛顿白宫与媒体见面时握手

优势与挑战并存

　　美国作为目前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其发展未来产业具备天然的优势：

　　首先，雄厚的科研实力与顶尖的创新生态。美国凭借长期领先的科研资源积累和科研体系构建，已形成全球首屈一指的雄厚科研基础和广泛领先的技术实力。美国长期保持全球领先的研发投入规模，例如2023年美国国内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接近万亿美元。另外，美国拥有世界顶尖大学、实验室、科技企业，能够将基础研究较快转化为市场化成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显示，美国在风险资本、企业研发、品牌价值、软件投入、无形资产和独角兽企业等创新生态关键环节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其次，发达金融市场与资本支持。科研创新和新产业的落地离不开充足的资金，一个高效的资本市场可以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布局提供金融支撑。美国拥有全球最成熟的风险资本体系、最深厚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治理体系。据了解，美国风险投资行业资产管理规模已达万亿美元级别。

　　值得一提的是，新兴产业往往需要经历高强度研发和一定的亏损，而美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私募市场和并购市场能够提供多阶段融资与退出通道，为企业成长提供完整融资链条。

　　最后，整合全球资源与协调供应链能力。美国依托美元-资本-跨国公司-盟友体系-供应链控制点，形成“全球网络型权力”，将可利用资源边界远远拓展到本土以外。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使美国能够吸纳储蓄、降低融资成本，并通过金融制裁和合规体系影响其他国家和企业行为。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数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形成附属企业网络，将海外劳动力、市场、研发和制造纳入美国企业体系。上文提到的半导体供应链案例进一步说明，美国通过掌握核心产品与技术，可以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高附加值和规则制定位置。

　　然而，美国想继续保持其在未来产业领域的长期领先并非没有挑战，自身结构性问题和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也不断对美国的科技霸权形成冲击：

　　其一，制造业空心化与供应链依赖。美国长期产业外包和经济服务化削弱了其本土制造能力，部分资源与中间品高度依赖进口，这意味着美国在未来产业从实验室成果走向规模化生产时，可能面临制造工艺、产业工人、供应商网络和产能扩张不足等约束。这一问题在半导体、关键矿产、电池和医药等领域尤为突出。例如锂电池领域，美国的国家锂电池蓝图，目标是到2030年建设本土锂电池供应链，说明美国在材料加工、电芯制造和完整产业链配套方面存在空白，政府已经将电池供应链依赖视为未来产业竞争中的关键风险。

　　其二，行政效率限制和政治周期不确定性。与其强大的科研、资本和企业创新能力相比，美国在政策执行和产业项目落地环节常受到多重制度约束。例如，美国芯片法案支持的半导体工厂在落地时常受到各方限制导致审查缓慢，纽约某大型存储芯片园区在地方许可、生态保护、基础设施和社区协调方面遇到一系列问题，比原计划推迟约两年。此外，在内部政治极端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政策容易受到党派轮替影响。例如，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的《通胀削减法案》在2025年遭到废止和削减的争论，企业在清洁制造领域进行长期投资时，必须考虑政策持续性风险。

　　其三，全球掌控力下降和金融风险。虽然美国仍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发挥作用，但其对全球政治和经贸的掌控力逐渐走弱。关键资源节点反复受到地缘政治事件冲击，原有国际经贸规则频频失灵，甚至遭到美国的主动抛弃，来自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大，美元霸权地位呈现下降趋势，叠加内部增长动能不足和自身经济结构性矛盾等，种种因素使得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攫取和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能力由盛转衰。

　　当然，美国自身繁荣的金融产业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产业未动，资本先行”的市场繁荣极易催生资产泡沫，并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温床，导致产业发展面临金融风险。

　　（作者丁浩员系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全球南方财经研究院院长；张泰豪系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