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2026 年 1月 23 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大型邮轮“歌诗达赛琳娜号”

文/《环球》杂志记者 钱铮 李诗萌（发自东京）

编辑/马琼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等近日宣布，其“地球”号深海探测船已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此次“稀土泥采掘系统连接试验”是日本所谓“战略性创新创造项目（SIP）”的一环。日本政府称，该试验是日本朝着“国产稀土产业化迈出的最初一步”。

　　基于特殊的地理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以及长期的技术积累，日本近年来将海洋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同时，日本较为重视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协同发展，通过拓展新的应用场景与融合传统优势技术，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然而，受深海开采成本高昂等诸多因素制约，日本海洋资源开发的长远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

将海洋开发利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日本四周环海，2007年出台的《海洋基本法》第二条明确，海洋的开发利用是日本经济社会的基础。

　　从需求方面看，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传统产业的衰退，日本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海洋产业被视为极具潜力的领域。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段烽军说，日本的诸多科技战略均把海洋定义为前沿领域，传统技术运用到海洋领域就可以催生下游产业，比如海洋调查或者矿产开发等。不光是产品，相关产业服务业也能创造巨大价值。

　　例如，日本多个与海洋有关的发展战略都提出要研发和利用自主式水下航行器（AUV）。AUV的通信、驱动、运行控制、观测等涉及几十个领域的技术，拥有极长的产业链条，一旦实现产业化突破，有望成为日本的一大支柱产业。

　　日本在深海探测、海底资源开发等领域积累了较强的技术基础。段烽军指出，日本的深海探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日本经济处于繁荣期，且作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既有动力也有能力进行深海探索，因此其深海探索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前沿。

　　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及1985年的“广场协议”等一系列国际环境的变化，致使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此后，日本基本采纳了欧美的做法，即“小政府、大社会”，认为政府过多的干预会降低产业发展的整体效率。基于这一理念，日本基本上摒弃了过去对某个单一产业一扶到底的政策，改为政府负责科研和技术开发，而将应用主导权交给企业。然而，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产研脱节，日本的民间企业跟进不足，导致海洋产业这些年一直没有真正发展起来。

　　2007年，日本出台并实施《海洋基本法》，海洋的开发利用被重新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并据此制定了五年一期的《海洋基本计划》。从2014年起，由内阁府牵头启动了一个跨省厅的大型国家重点项目——战略性创新创造项目（SIP），该项目从第一期开始就重点关注海底资源开发。

　　为提供资金支持，日本在SIP启动的当年创设“科学技术创新创造推进费”，前两个财年就为此编制了总计1000亿日元（1日元约合0.04元人民币）的预算。

2023 年 8 月 23日，捕鱼归来的渔民在日本福岛县新地町的渔港打扫

重视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

　　日本在发展海洋产业等未来产业时，高度重视其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

　　段烽军指出，日本规划的诸多未来产业，实际上都是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优势。例如，经济产业省正在推动的后AI时代6个研发重点领域的前两个领域，即海洋机器人和海洋二氧化碳清除都与海洋相关。然而，日本政府提出这两个领域的出发点，并非为了发展海洋产业，而是希望为传统优势产业寻找新的应用场景。

　　比如，海洋机器人本质上还是机器人，依靠传统的自动控制技术，这是日本的强项。再如，发展海洋二氧化碳清除也并非因为日本看好海洋负排放本身，而是旨在发挥日本在反渗透膜等膜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

　　新的应用场景和传统的优势技术结合，会产生增幅效应。日本历来重视产业发展后的波及效应和溢出效应。即便未来产业最终未能成型，但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出现一些传统技术的革新和进步，就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段烽军分析称，日本将氢能作为重要产业之一，是因为其在燃料电池方面积累深厚，处于领先地位。同样，日本强调核聚变，能不能成功发电另当别论，如果发展核聚变能带来周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就可以将这些技术应用到其他很多行业。比如，核聚变需要超导线圈，这正是日本的技术强项。超导线圈的应用前景广阔，它本身就能成为一个产业。

　　目前，日本在海洋领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学研链条——政府出资支持科研，由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大量基础性研究，政府再通过国家项目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合作，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为提升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日本正在修改相关规则，比如申请政府支持的重点项目，都附带有要求科研成果落地的条款。

　　在结合市场需求方面，段烽军表示，日本其实对市场不够敏感，不擅长培育新市场。目前，日本政府正尝试通过一些政策或税收手段进行引导，以期扩大市场规模。

机遇背后的发展障碍

　　当前，日本海洋产业的发展迎来了一定机遇。段烽军表示，他比较看好日本开发海底矿产的前景。比如，稀土泥的开发因为成本太高，过去一直不被看好。但日美两国日前已就共同开发南鸟岛附近的稀土泥达成协议，美国的参与给该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这是因为稀土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而美国军工产业的客户主要是政府，因此在成本方面顾虑较少。

　　新技术在应用初期往往面临高昂的成本，通常需待技术成熟后成本才会逐步下降。然而，发展的瓶颈在于许多项目难以逾越最初的商业化阶段，即陷入所谓的“创新死亡之谷”。但此次情况不同，受特殊国际环境影响，该领域已被提升至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这为日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使其有望突破“死亡之谷”的制约，在相关产业上实现突破。

　　造船业的处境也与此类似。中美竞争的结果是美国希望发展自己的造船产业，但美国几乎已失去了相关产业基础。日本国土交通省数据显示，近年来中韩两国合计占据了国际船舶市场约80%的份额，日本在15%上下波动，2024年下降至8%，而美国大型商船仅占全球市场的0.1%。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想恢复造船业，只能寻求与日本和韩国合作。日本也借机增加了政府的国内投资。

　　2025年12月，日本制定“造船业再生路线图”，提出到2035年船舶建造量翻倍，达到1800万总吨的目标。日本还在研发以氢、氨等为燃料的零排放船，一方面有助于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摆脱欧洲在大型船舶发动机领域的垄断。

　　然而，在段烽军看来，日本发展海洋产业的战略优先级安排显得比较混乱。他介绍说，日本的政策层级繁多——顶层是成长战略，其下是绿色转型战略，再往下是各个省厅的战略。理想模式应该是自上而下，由最高层级确立优先事项，随后逐级分解目标。然而，日本的决策过程还需结合自下而上的考量，包括产业基础、传统产业之间的协调等，这就涉及实施可行性的问题，导致战略安排显得混乱。

　　另外一个制约海洋产业发展的因素是，日本缺少一个负责海洋事务综合管理的行政机构。目前，造船与海运业归国土交通省管辖，海洋相关的科学研究由文部科学省管辖，海洋环境归环境省管辖，而整个海洋产业的发展又是经济产业省负责，缺乏统一的协调部门。

　　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后，日本的政策制定由内阁府主导，但是内阁府本身是一个拼凑型的机构，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内阁府会从各个省厅抽调人员组成团队。各省厅抽调人员往往秉承原部门的做法，代表原部门的利益，总体缺乏协调性。而内阁府常设人员又主要是为内阁服务，并不熟悉整个政策体系。因此，内阁府主导的结果就是政策缺乏战略性和计划性。

　　日本海洋产业发展还面临其他障碍，其中之一是传统的渔业权制度，即沿海渔民世代享有捕鱼的权利，任何海洋开发活动都需经过他们的同意，并补偿可能造成的损失。这一制度增加了海洋开发的成本和复杂性。国际合作方面，全球化进程的倒退导致日本发展海洋产业的成本大幅攀升，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