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2日，一名乌克兰士兵走在顿巴斯地区的田野上

文/《环球》杂志记者 黄红华

编辑/刘娟娟

　　当人形机器人开始参与战争，人类如何与之相处？是否会爆发更多的战争？国际社会又该如何驾驭军用人形机器人这匹“脱缰的野马”？对这些问题，《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华锋和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副研究员贾珍珍。

“深刻改写未来战争的力量构成与竞争格局”

　　《环球》杂志：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人形机器人发展及其军事应用，美国、俄罗斯、日本以及欧洲都发布了相关的战略文件。如何看待这一发展趋势？

　　曾华锋：军事竞争历来是时间和速度的赛跑，谁走在前头，谁就能掌握制高点和主动权。人工智能被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性战略技术，它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战争形态，推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向更高更复杂层级演进。人形机器人是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孕育出的重要产物。各国竞相布局，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创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演示向战术场景验证迭代，这一全球范围的技术竞速，既是军事智能化向实战化纵深推进的鲜明标志，也将深刻改写未来战争的力量构成与竞争格局。

　　贾珍珍：这场全球布局竞速，覆盖研发、产业、市场、规则、资本、人才全领域，是国家战略产业生态的体系化博弈。

　　《环球》杂志：随着人形机器人以及类似的无人技术军事化应用程度愈加成熟，主要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军力将差距进一步拉大，未来战争的模式会发生哪些质的变化？

　　曾华锋：从信息化智能化作战的演进规律看，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军事应用绝非单一作战平台的迭代，而是推动战争模式发生全维度质变的核心变量。

　　首先，其打破了传统战争中“人是唯一主体”的局限。它带来的最直观变化，是人类士兵远离战场、高度自动化的机器人构成作战力量的最大占比，并且后者逐渐接替前者的作战角色，一线作战人员的伤亡风险因此被大幅降低。

　　其次，其推动制胜逻辑向智能对抗深度跃迁。人形机器人的作战模式主要依赖人工智能算法深度嵌入作战行动全过程，作战行动逻辑从“经验主导”向“数据驱动”转变，战场“OODA”（观察、调整、决策、行动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表示决策到行动的战术循环过程）周期压缩至毫秒级，将战争对抗的响应速度与打击精度推向远超人类生理极限的全新层级。

　　最后，人形机器人的研发壁垒高、产业链条长，当前主要军事强国已率先启动实战化布局，极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全球军力的代际差距。掌握核心技术的军事强国将深刻重塑全球军力平衡格局。

　　贾珍珍：人形机器人引发的战争质变，本质是人类作战能力沿物理、信息、认知三重维度的持续拓展。一方面，人形机器人的作战行动将不再局限于单一物理空间，而是从物理域向信息域、认知域延伸，在多个空间维度同步展开，不同空间的作战行动相互支撑、相互赋能，战争的形态边界与行动门槛被持续重构，技术代差带来的安全压力将向后发国家持续传导。另一方面，人形机器人作为末端智能节点接入全域作战网络，与无人集群、智能弹药形成分布式协同体系，推动作战样式从集中式兵力对抗转向动态聚散的多域联动，非线式、非接触的对抗特征愈发凸显。

“不会自动解锁战争的‘随意性’”

　　《环球》杂志：各国竞相推动人形机器人军事化，是否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贾珍珍：从军事技术演进的历史逻辑看，每一轮颠覆性技术的兴起都会引发全球范围的竞速。然而，技术竞争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军备竞赛。传统军备竞赛的核心是阵营化的存量对抗，主要围绕数量与规模展开，存在物理上限和可观测性。人形机器人则复杂得多。它高度依赖基础算力、核心算法与完整产业链支撑，技术壁垒高、研发周期长，当前各国布局更多是对未来智能战争形态的技术储备与规则卡位，而非直接对抗性的军备扩张。

　　目前，各国在使用人形机器人时，大多将其定位为降低战场伤亡、替代高危岗位的防御性技术手段。正因如此，全球研发竞争持续升温，不少国家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布局。但这种全球同步加码、“你追我赶”的发展格局，客观上又在不断抬升智能化战争的对抗门槛，推动一场静默却深刻的新型军备竞赛。

　　曾华锋：需要厘清的是，当前人形机器人整体仍处于技术快速迭代期，无论是多自由度关节设计、动力驱动优化，还是感知与控制技术的融合等，都是各国需要共同攻坚的核心难题。唯有在发展与治理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才能在技术竞速的浪潮中守住安全边界，避免重演历史上军备竞赛失控的悲剧。

　　《环球》杂志：有观点认为，人形机器人走进战场，在减少人员伤亡的同时也会降低发动战争的门槛，战争的随意性也随之增加。对此你怎么看？

　　曾华锋：人形机器人降低的，仅仅是“人员伤亡”这一单一维度的边际成本，战争引发的经济制裁风险、地缘政治连锁反应、国际道义孤立、长期战略消耗等深层代价，并不会因作战技术的无人化而同步消解。历史证明，核武器的出现将威慑逻辑推向了更高层级，人形机器人的列装也不会自动解锁战争的“随意性”，它更可能影响或重塑的是战争的发动方式、作战节奏与烈度控制等，而非战争是否会发生。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技术本身降低门槛，而是技术优势可能催生决策者的“速胜幻觉”与“零成本战争”等错觉，侵蚀战略审慎这一维系和平的理性基石。

　　贾珍珍：遏制战争随意性的根本，并非作战工具是否造成伤亡，而在于政治制度的约束力、国际秩序的规范性以及人类文明对暴力使用的伦理底线等是否有效。人形机器人可以改变战争“怎么打”，但“打不打”“为何打”的终极裁量权，始终且必须牢牢掌握在具有战略理性与道德自觉的人类手中。

“将治理规则前置于技术研发与部署的全周期”

　　《环球》杂志：当前，国际上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军事化应用存在很多争议，现在仍处于“技术跑赢规则”的窗口期。国际社会应该做什么？

　　曾华锋：“技术跑赢规则”是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世界各国集思广益、协同努力。应探索新路径、实现范式转换，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嵌入”，将治理规则前置于技术研发与部署的全周期。

　　具体而言，至少应在三个层面同步推进：一是确立核心伦理原则并形成国际共识，尤其是“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这一底线准则，明确在任何致命性武力使用环节中，人类判断不可被算法完全替代，责任链条不可断裂；二是构建分级分类的技术标准与透明度机制，对自主等级、杀伤权限、作战场景等关键参数建立可核查的国际规范，防止“算法黑箱”消解问责基础；三是完善国际人道法的适应性解释与补充立法，厘清人形机器人在武装冲突中的法律地位、适用规则、平民保护义务以及违规使用的责任归属等，填补现行国际法体系在智能作战方面的缺陷及空白。

　　贾珍珍：各国军事智能化发展阶段差异显著，若以单一标准“一刀切”，既缺乏执行基础，也可能固化技术先发国家的已有优势。因此，治理框架应兼顾安全关切与发展权益，为后发国家保留合理的技术追赶空间。此外，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深度嵌入民用人工智能生态，仅靠政府间谈判远远不够，必须将科技企业、学术共同体、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纳入协同治理网络，形成“硬法约束”与“软法引导”互补的弹性治理格局。

　　《环球》杂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军事化应用的法理方面如何做到主动发声？

　　贾珍珍：中国作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重要参与者，同时又是负责任的大国，其发声必须兼具道义高度、技术底气与制度可行性，在国际话语场中形成真正的引领力。路径上，应着力构建“三位一体”的国际传播体系：第一，在理念层面，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智能治理方案，将“以人为本”“共同安全”“和平发展”等核心价值嵌入国际讨论议程，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具包容性的思想公共产品；第二，在机制层面，深度参与并主动设置联合国框架下的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政府专家组等多边议题，推动建立常态化对话平台，在规则起草、标准制定、核查机制设计等关键环节争取实质性话语权，避免沦为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第三，在实践层面，以适度透明的姿态展示在军事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人机协同作战规范、算法可解释性研究等方面的制度探索与技术积累，以可验证的负责任行为增强国际信任，消解技术不透明带来的战略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