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6 月 16日，七国集团峰会参会领导人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合影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编辑/马琼

　　在右翼危险之路上狂飙的高市政府在国际舆论场引发的话题正在增多。而如果把日本放进世界坐标里来观察，很多问题就变得更加清晰。

　　就相关问题，《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文明研究院院长、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战后日本历史进程与国际影响力研究”课题首席专家杨伯江。

国家实力不自动形成国际影响力

　　《环球》杂志：当前日本综合实力及国际影响力情况到底如何？作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国家，日本的优势和短板主要有哪些？

　　杨伯江：有观点将日本描述为综合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精致但乏力”的成熟强国状态，从静态比较的角度来看这具有合理性。

　　从核心指标来看，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居全球第四或第五（有可能即将被印度超过），海外净资产超3.5万亿美元，连续30多年全球第一。科技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3.2%，位列全球第三，在半导体材料、零部件、设备等产业链上游握有控制权。近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达到GDP的2%，军事技术、装备系统先进。同时，日本软实力指数名列前茅，动漫、旅游、品牌信誉及社会治理均属世界顶尖。

　　然而，一个国家的总体实力及世界影响力，并非各个单项指标的简单相加，还要看各子系统之间复杂互动的综合结果，且要动态评估其趋势和走向。日本基础研究扎实，但人工智能（AI）与数字经济转型滞后，在新兴赛道竞争中掉队；人口结构严重老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严重受限，且在短期内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整体而言，日本在经济与安全两方面都严重依赖外部环境，在世界形势动荡加剧、国际格局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表现出较强的脆弱性。日本战后与美国结成同盟，在战略与安全上长期依附美国，缺乏真正的政治自主。与此同时，其与包括俄罗斯（苏联）在内的邻国并未实现真正彻底的和解，且与所有邻国存在海上领土争端，这些都是日本综合实力的减分项。

　　日本的GDP曾长期雄踞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冷战结束之初曾占到全球近18%，但此后持续下滑，目前仅占4%左右。今后，凭借深厚的技术存量与全球资产布局，日本在短期内仍将稳居世界经济第一梯队，但增长乏力、潜力受限，难以支撑其成为一支独立的战略力量。应当指出，尽管日本战后一直致力于“摆脱战败国形象、道义低位形象”的“国家工程”，也确实赢得了一些好感，但“好感度”与国际影响力是不同的概念。

2020 年 1 月 15 日，由湖北省博物馆主办的《富岳三十六景——浮世绘特展》在武汉展出。

图为当天，参观者在湖北省博物馆观看展出的作品《上总海路》

日本政治之变映射世界变局

　　《环球》杂志：放在地区和世界变局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当前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态势？

　　杨伯江：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国际战略因素及日本自身战略逻辑的双重影响。从前者来看，它是世界局势变化的映射，折射出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以及单极霸权衰退期日本的战略焦虑。美国战略重心内收及承诺的可信度下降，迫使日本加快寻求“战略自主”。从后者来看，战后日本一直谋求“正常国家化”。从历史修正主义发展到暴力外溢，日本右翼势力出现极端化倾向。

　　日本政治右倾化并非孤立现象，与全球“右转风”存在明显的“交相呼应”。比如，在话语与策略上，参政党等日本极右势力直接效仿欧美“本国优先”“反移民”等民粹话术，利用社交媒体制造焦虑；在对外政策上高度联动，欧美倾向于强化排他性小圈子，日本则热衷于构建“准同盟”网络、积极以“日美+”形式撺掇“小多边”，二者共同推动阵营化对抗，削弱多边主义。

　　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扩张侵略他国屡屡得手，后经历惨败、无条件投降，这塑造了日本“右转”的历史背景与思想脉络。日本右翼思想流衍百年，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均产生了巨大危害，尤其是近年来在内外环境刺激下，更增加了危险性和极端化倾向。日本右翼保守势力一贯模糊战争性质、不断淡化加害责任，推动历史修正主义走向高潮。比如，从2013年开始，日本领导人在每年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讲话中，不再提及日本的加害者责任。

　　《环球》杂志：日本对国际格局认知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杨伯江：冷战结束之初，国际博弈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日本认为这一变化契合自身国力结构特点，对未来充满期待。然而，后来面对日美经贸摩擦加剧、海湾战争爆发、地缘安全环境变化等情况，日本意识到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对世界形势的研判越来越转向现实主义。对世界形势的研判，直接影响了日本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其迅速从依附型现代化模式的“优等生”、冷战结构“最大受益者”的心理优势中坠落。

　　冷战结束30多年来，大国力量对比、国际权力分配、全球治理体系等多方面的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其国际竞争压力持续增大，日本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型国际秩序正在转变为“美中对立的势力均衡型国际秩序”。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局面，日本研判“美中对立”构成其对外战略的常态化背景，认定自身发展环境变数增多，安全环境充满挑战。

　　为应对变局，日本将维持“美中平衡”作为对外战略核心议题，通过推进自主力量建设来增强对外战略实力基础，并把融合推进与“中等力量”合作作为构建本国对外战略的新支点。这也是日本近年来格外重视与欧洲传统发达国家、包括“脱欧”后的英国加强合作，以及强调全球南方外交的原因所在。

日本“正常国家化”图谋

　　《环球》杂志：日本右翼眼中的“正常国家”什么样？其真实目的是什么？

　　杨伯江：日本右翼眼中的“正常国家”，内涵包括摆脱和平宪法等“战后体制”的束缚、政治独立、军事强大、居于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等。同时，他们一贯拒绝就侵略战争作出深刻反省，否认甚至美化侵略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侵略暴行，强调“尊重传统”、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

　　他们心目中的“正常国家”的这些特征，与国际社会公认的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国家”有着根本区别，也构成区分日本“再军事化”与正常国防建设的重要标准。拥核问题也一样，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追求核武器的目的，并非出于防御需要，而是要借此标识自己的“正常国家”身份，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

　　今天日本所展示的崇尚军力、国家主义、对外排斥、限制人权等一系列危险倾向，让国际社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人们似乎看到了战前的日本。这种“正常国家化”无疑是危险的，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所无法接受的。

　　《环球》杂志：从目前情况来看，日本实际拥核的可能性有多大？为什么？

　　杨伯江：目前日本已囤积了40多吨的分离钚，足够制造约5500枚核弹头。日本拥有成熟的核工业技术，它也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核燃料循环系统的无核武国家，掌握铀浓缩、燃料制造、后处理、再循环等全链条产业能力，核电站、后处理设施和相关技术储备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换言之，日本是否拥核，不是技术能力问题，而是一道政治意志和战略选择题。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政客频繁试探突破“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甚至抛出“拥核论”，这说明，在相当程度上日本拥核已经是一个现实威胁。

　　日本是否会拥核，以及会以何种速度拥核，美国的态度很关键。面对日方“拥核试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2025年底曾在记者会上明确将日本定位为“核不扩散领导者”，强调“美国核保护伞足够有效”。这看似是对日本的肯定与安抚，实际是击碎了日本独立拥核的幻想。这一表态背后，暴露出美国对其亚太霸权的深度焦虑。美国要的是一个棋子，一个深度参与对华多边制衡的日本，而不是另一个棋手，一个可能不受美国控制的日本。

　　基于维护自身霸权的战略本性，美国对日本拥核有着明晰的判断逻辑：美国长期通过“核保护伞”捆绑住日本，而一旦日本拥核，势必改变美日同盟的权力结构。日本不仅可能摆脱控制，甚至可能因历史积怨与美国反目。更关键的是，日本拥核将引发东亚“核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美国失去控制。所以，美国更愿意强化“延伸威慑”，让日本继续依赖“核保护伞”，而非独立拥核。当然，在更深层面上，美国今后是否容许日本拥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博弈的走向，以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构建前景。

历史长河中的变数

　　《环球》杂志：放在历史长河以及国际格局演变中看日本，地区和国际博弈或将如何继续？

　　杨伯江：中日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近现代历史上曾短暂出现“日强中弱”的力量对比格局，目前正在回归历史的常态。在此大背景下，日本绑定美国的基本战略不会轻易变化。这是由双方基本的共同利益决定的。美国想让日本当“棋子”牵制中国，日本则想背靠美国做大自己。

　　日美同盟的本质是相互利用，但也正是基于这种利益交换的本质，日美两国之间形成了战略一致性，即联手应对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变化。在此趋势下，分析其影响，一是亚太地区政治安全的阵营化趋势加速，将会同经济上的地区合作、一体化并行存在、同步演进；二是美日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不会停止，本质是双方都想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战略收益。这决定了日美同盟不会是铁板一块，中国与美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不会演变成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环球》杂志：日本国民性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或重塑？有关变局带给世界怎样的思考或启示？

　　杨伯江：国民性是指某个特定国家所特有的、明显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在本国内部居于主导或主流的总体性精神特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等，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相对稳定性，且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骤变”。但与此同时，国民性既然是历史、文化、社会、自然环境及外部环境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也就意味着它每时每刻都受到某种或某些变量的影响，特别是在表现形式上和功能层面，无时无刻不处于“渐变”过程之中。

　　日本国民性是在其特有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在应对生存挑战与外部冲击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充满内在张力与矛盾的复杂体系，具有明显的两面性特征，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描述，“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实用主义、集团主义、注重等级秩序，这些日本国民性的核心要素一旦与极端主义结合，无疑将极大增加日本对外行为的危险性。

　　今天日本的不少社会政治现象让所有熟悉这个国家近现代历史的人都极度忧心，比如，府院失衡、试探修改“无核三原则”、“军事凯恩斯主义”、军方背景人员介入政治决策、军队与神道教勾连，乃至东京街头的“撞人族”，等等，莫不展示了某种躁动、戾气以及历史的相似性。2024年以来日本市场米价狂飙让人联想到一战时期的“米骚动”；1923年关东大地震是日本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震灾，导致超10万人死亡，紧接着1929年“大萧条”冲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引发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经济危机。正是在这种经济困顿、社会恐慌、内部矛盾激化、排外情绪高涨的背景下，日本“大正民主”进程被摧毁、“生存空间论”迅速扩散、军部加速夺权，内部风险被引向对外战争动员，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极端化形态，即法西斯军国主义阶段，对外侵略步伐加速。国际社会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