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3 月 1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晤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编辑/马琼

　　日本防卫省8月初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该文件同几个月前日方发布的《外交蓝皮书》基调一致，表明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热点冲突外溢、全球政经格局历史性变迁等，助推日本加速调整对外战略、重组“朋友圈”。

　　就相关问题脉络，《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张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日本安全研究室主任徐永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

高市外交布局重点

　　《环球》杂志：高市政府上台以来的外交重点或推进对外战略呈现怎样的脉络？

　　张勇：高市外交演进脉络有两大关键词——继承与加速。高市总体延续“安倍路线”的整体战略框架，在对外战略上标志性口号仍是推进并升级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也是其外交支柱之一。同时，仍以日美同盟作为“战略之锚”，依托日美韩、日美菲、日美澳印等小多边机制编织“志同道合”网络，继续推动日本外交从“应对变化”向“主动塑造”转型。在“加速”上，凸显“高市特色”，突出经济安全保障，加速推进外交能力构建。

　　徐永智：第一仍然是确保日美同盟的稳固，突出体现在领导人层面力求避免日美之间的龃龉公开化。日方通过对美投资、自主承诺增加军费等，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或其他美国高官对日施压。第二是强化与美国其他亚太盟友，如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第三是深化与其他关键国家的关系，如与东盟中重要国家的关系、与英国的关系等。此外，高市政府重视资源外交，比如，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

　　刘江永：高市外交继续推行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谋求建立日本主导下的地缘战略格局；在今年4月发布的《外交蓝皮书》中，高市政府将日中关系由此前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加强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建立日本同更多国家的军事交流合作机制；加强与北约成员国的合作，主张欧亚安全不可分，拉拢北约成员国介入东亚安全事务；高度重视海洋权益争夺，在东海、台海、南海加大干预力度，试图制造代理人摩擦，在威慑遏制中国方面领跑、带节奏；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稀土等资源出口国家的合作，摆脱对中国相关资源及市场的依赖，等等。

在菲律宾卡西古兰，菲律宾士兵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资料图片）

从“吉田路线”到“安倍路线”

　　《环球》杂志：回溯历史，新阶段日本外交的特点可以怎样概括？促成这一局面的内外因素是什么？

　　张勇：战后日本外交已完成从“吉田路线”向“安倍路线”的国家大战略转型。“吉田路线”将经济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最高优先级，在军事领域尽可能保持低姿态；“安倍路线”则把国家安全提升至战略首位，在海洋安全上重新激活了近代日本的“利益线”扩张思维。高市以“安倍路线”继承人自称，进一步将该路线推向新阶段，日本外交失衡加剧，政治右倾化进程加速、泛安全化思潮持续蔓延，外交实践呈现鲜明的机会主义色彩，同时以“价值观外交”与“主动塑造”的行为姿态，争夺国际规则制定权与话语叙事主导权。

　　从国内驱动因素看，日本政治右倾化已历经长期演变，右翼民粹势力通过政党化运作实现崛起，原“自民党公明党联合政权”形成的制衡机制消失，保守势力开始拥抱民粹浪潮，日本外交、安全及情报等机构加速调整。

　　从外部诱发因素看，“美国优先”导向的单边主义政策冲击国际社会，引发或加剧日本对“被盟友抛弃”的战略焦虑。日方刻意渲染周边安保环境为“战后最严峻”，为其摆脱战败国身份约束、突破战后体制束缚制造借口。

　　徐永智：日本当下外交所处的阶段，大致从安倍第二任期，也就是2012年开始，到2022年正式成型。最终，日本将自己重新定位为“西方阵营中的遏华关键角色”“新世界秩序的主要塑造者”以及“能用强制性手段达到战略目的的强国”。

日美同盟迈入新阶段

　　《环球》杂志：日美同盟变了吗？日本如何利用新形势做文章？

　　张勇：日美同盟在日本外交中的基轴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反而得到进一步锚定与强化。高市政府将深化日美同盟列为首要课题，从多个维度推进日美同盟演变。

　　同盟性质从“美主日从”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转向“共同威慑”框架下的一体化协作，日本通过发展“反击能力”、大幅增加防卫开支等，承担更多同盟责任；协作议题从传统军事领域拓展至关税、经济安全乃至核领域，日本战略界正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原则，图谋推动日美实现“核共享”；同盟框架呈现外延网络化特征，以日美双边同盟为核心串联起日美韩、日美菲、日美澳印等多个小多边合作机制；日美高层互动频繁，确认强化威慑能力与应对能力。

　　日本的核心策略可概括为“绑定强化”与“借力扩权”相结合。一方面以美国同盟承诺可信度下降为借口加快防务自主化进程，另一方面借助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抬升自身战略价值，完成从同盟体系“搭便车者”向地区安全架构“塑造者”的转变，在美国战略调整态势下主动填补权力真空、扩大自身话语权。

　　徐永智：日美同盟对日本来说仍然是最重要的，但同盟本身正在经历“现代化改造”。2021年后日美开始推动同盟“现代化”，通过提升一体化水平、能力和行动灵活性来强化威慑力。其主要特征包括：日本作出“关键军事贡献”、实现全领域全环节联合指挥，以及同盟内可围绕广泛议题随时协调。日美同盟“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

双多边合作在增多

　　《环球》杂志：日本涉及军政领域的双边多边合作在增多，具体成效如何？有何地区乃至全球影响？

　　徐永智：在过去十多年中，日本和美国其他盟友的关系实现了升级，尤其是与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关系。日澳是准同盟关系，日本和菲律宾正朝着准同盟的方向发展。这种准同盟体现在机制上，是《部队互访协议》等军事合作文件的签署；在实操层面，则体现为逐步实现实时态势图的共享，这是军事指挥一体化的关键一步。存续多年的美菲“肩并肩”军演，也反映出美、日、澳、菲有在美军统一指挥下联合作战的可能性。

　　日本外交的成效，对其自身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为日本在美国同盟体系中成了“副班长”，促成了美国同盟体系的网格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地区的阵营化。但要说对全球的冲击，我认为还是比较有限的，目前还没有带来体系级别的变化。

　　张勇：当前日本正以日美同盟为核心构建排他性小多边安全网络。在东北亚，日美韩联合演训已实现常态化运作。通过一系列政策布局，日本已初步构建起具有明确指向的网状安全架构，自卫队的活动范围逐步向全球范围拓展，防卫产业通过松绑出口限制实现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能战国家”的建设进程。

　　应高度警惕该布局带来的冲击。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小多边合作本质上是对传统集团对抗逻辑的复刻，不仅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态势，还会对东亚合作架构形成挤压；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在防务、半导体领域的勾连，直接损害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日本将所谓“印太安全”与欧洲-大西洋安全不可分割作为建构叙事的核心，进一步助推了冷战式阵营对抗思维的回潮，对战后来之不易的多边合作思想大厦根基造成侵蚀。

中日关系何往

　　《环球》杂志：中日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症结何在？未来变数几何？

　　张勇：中日关系正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罕见的严峻发展阶段。当前随着日本国内排外情绪抬头与议题泛安全化动向，不断对双边民意基础造成负面影响。

　　王毅外长在今年3月两会记者会上指出，中日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日方的选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月回应日本“降级”日中关系时表示，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谬论，背信弃义，损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应当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刘江永：一些事态表明，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有迫切需求。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希望日本经济界为推动日方树立正确历史观、改善中日关系作出积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