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5日，来自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吴莫凡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阅读 赵子硕摄/本刊

文/《环球》杂志记者 胡艳芬

编辑/黄红华

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的冶炼车间里，一批特殊的冶金工程硕士正投入实操，他们由中国企业格林美、中南大学与印尼方面三方联合培养，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可直接用于镍资源循环产业的一线生产；远在非洲大陆，一座座鲁班工坊陆续落成，当地青年在这里接触到来自中国的工程技术实训体系；在东南亚新能源车企海外基地内，面向本地雇员的技术培训课堂也在同步运转。

这一系列实践，正在拓展中外合作办学的现实边界。过去20多年，国内谈及中外合作办学，大多指向境内办学：引进海外高校的课程、师资与学位，以此补齐本土学科短板，核心是把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来”。而伴随能源、基建、资源循环等中国产业加速走向海外，东道国对本土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推动教育模式发生深刻变化。中外合作办学不再只有单向引进，“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鉴的格局正在形成，其中，职业教育与工程技术领域的跨境联合培养，表现尤为突出。

从市场逻辑到双向开放

回溯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历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逻辑。20世纪90年代至2019年，大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集中在经管、商科、艺术等门槛相对较低的学科，满足国内学生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市场需求，外方合作院校高度集中于欧美英语国家。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王小青等学者基于1995至2025年全国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数据库研究发现，以2020年为关键转折点，这一场域的主导力量，逐步由利益导向的市场逻辑转向服务国家战略的“国家逻辑”。

数据直观印证了这一变化。在2020年之后新获批的境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工学、理学、医学等战略急需理工学科占比显著抬升，管理学、经济学等传统热门商科项目占比明显收缩；合作的国家也不再局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传统教育强国，俄罗斯、意大利、韩国和一大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成为新的重要合作方。

长期深耕中外合作办学研究的厦门大学教授林金辉指出，中外合作办学的初心，是引进国外优质资源为我所用，但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能只做单向“引进来”，还需要积极稳妥探索“走出去”，在互学互鉴中贡献中国教育方案，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谈及“走出去”，社会和政策讨论更多聚焦于高等院校独立赴海外设立分校。而现实中，最先大规模实现教育向外输出的，恰恰是紧随产业脚步的职业教育与工程技术联合培养。根据教育部2024年11月发布的数据，全国已有27个省份200多所职业院校，面向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400余个境外办学、培训项目，鲁班工坊、班?墨学院等模式遍布亚非欧，大量职业院校跟随中资企业出海，开展技能培训、学历联合培养。

这种新形态，与国内传统境内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独立海外办学有明显区别。传统境内合作办学，是外方资源输入中国；高校在海外设分校，是院校主导的教育输出；而产业驱动下的跨境人才培养，呈现“企业出题、高校解题、东道国落地”的多方协同格局。企业在海外落地生产，面临本土技术人才短缺的现实瓶颈，国内高等院校、职业院校输出课程、师资与人才培养经验，东道国提供生源、场地与政策支持，共同搭建起人才培养平台，形成“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新模式。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授泰国留学生直播技巧 新华社发（班静怡摄）

教育跟着产业走

印尼拥有丰富的红土镍矿资源，新能源产业链快速发展，但是本土极度缺乏高端冶金工程技术人才。格林美在印尼布局镍资源循环与新能源材料产业之后，人才短板成为制约产业可持续运营的关键堵点。由此催生“印尼政府-格林美-中南大学”三方协同育人项目：印尼学员来华完成理论学习，再进入企业海外基地实操实训，学成之后回到印尼本土产业就业。

这并非个例。在泰国，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跟随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共建海外分院，开展新能源汽车技术双证书培养，学员完成培养后直接入职当地车企，实现“招生即对接产业，毕业即可上岗”。

在非洲，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中赞职院”）依托有色金属产业布局，为当地培养产业技术工人，是全国首家开展学历教育的海外职业院校，从2015年试点开始至今已走过11年；遍布30多个国家的鲁班工坊，围绕轨道交通、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开展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累计培训数万人次；山东的“班·墨学院”在27个国家落地，围绕海外生产实际，联合合作国企业和院校，出版中文版职业技能教材25本，开发多语种数字化课程89门，15项标准纳入相关国家职业教育体系。

林金辉指出，要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两类涉外办学。鼓励高等学校和职业院校配合企业“走出去”，依托我国优势学科与产业能力开展境外教育合作，服务共建国家发展，实现中外优势互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新模式，并不完全对应现行法规框架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的审批范畴。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主要规制在中国境内中外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行为。而大量企业驱动的海外联合培养，发生在东道国，参与主体除了中外院校，还有出海实业企业，属于境外办学、跨境产教融合的范畴。

从实践看，这些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学历层次的联合培养，对接东道国教育主管部门，获取当地学历学位认可；还有一大类是属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是输出中国技术标准、实训体系，为当地产业输送技能人才。二者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向外延伸的新图景，也同时带来制度界定上的新课题。

过去，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评判，往往看引进了多少海外课程、外方师资占比如何。而对于产业带动的、对外输出的教育合作项目，评判标尺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课程体系、技术标准、工程经验，能不能适配东道国的产业与社会现实，能不能真正为当地培育可用人才，实现互利共赢。

多重现实矛盾待解

新旧模式交替的进程中，新机遇仍伴随多重现实挑战。王小青的研究提出，中外合作办学当前面临三重挑战：地缘政治冲击造成跨国学术信任链受损；宏观战略需求和微观办学主体能力存在系统性失衡；部分主体的市场逻辑惯性，带来监管与信息公开缺位的问题。这套判断，同样适用于产业出海带动的跨境教育新形态。

首先是地缘与跨国互信的风险。全球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部分西方国家对跨境学术合作设置越来越多的安全审查门槛，不仅冲击传统境内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会向外传导，影响我国面向共建国家开展技术教育合作。部分海外舆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产业附带的人才培养项目，将其简单解读为技术输出、价值观输出，这对项目沟通提出更高要求。

其次是商业目标和教育规律之间的平衡。企业是出海项目最重要的发起方，企业天然存在产业用人的现实诉求，追求快速产出能够上岗的技术工人；但人才培养有自身客观教育规律，尤其是学历层次人才培养，不能完全简化为“岗位速成培训”。当企业商业诉求过度主导培养方案，容易出现重技能实操、轻综合素养，重短期上岗、轻长期学科能力建设的倾向。

第三，制度边界模糊带来的质量监管难题。境内中外合作办学拥有完整的审批、评估、退出机制，而大量产业带动的海外联合人才培养，落地在不同主权国家，各国教育法规、学历认证体系千差万别。部分项目是学历教育，需要对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审批；更多的则是企业主导的技能培训，缺乏统一的质量评价标尺。国内主管部门难以直接对海外办学实施属地化监管，容易出现质量参差不齐问题。

业内主流观点认为，不能把“跟着产业走”的教育合作简单等同于办班培训，也不能用境内中外合作办学的条条框框直接套用在海外项目上。要区分不同模式的定位：对高校主导的境外办学、校企联合的学历联合培养、企业主导的短期技能培训，应当建立分层分类的引导与评估体系。既要鼓励产业与教育协同出海，也要设立底线，避免部分项目“重牌子、轻质量”。

此外，还要解决好本土化适配的难题。输出中国的课程、标准，不等于简单把国内教材翻译一遍直接搬到海外。东道国有自身产业基础、劳工体系、文化习俗，如何做好课程改造、师资融合，处理好中国技术方案和本土实际之间的适配，是所有出海教育项目必须回答的问题。部分早期海外职教项目，就出现过教材脱离当地工业实际、设备规格与当地工业体系不兼容等困局。

海南比勒费尔德应用科学大学校园景色（无人机照片） 杨冠宇摄/本刊

构建互利共赢的教育合作新生态

从单向“引进来”走向双向奔赴，并不意味着要放弃传统境内中外合作办学。恰恰相反，境内引进优质境外资源、补齐我们的学科短板，向外输出适配共建国家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二者是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一体两面。

面向未来，中外合作办学的新格局，需处理好几组关系。

首先，坚持分层分类，区分不同办学模式的定位。传统境内中外合作办学继续聚焦理工、新兴交叉学科，引进真正优质的境外教育资源，服务我国教育强国建设；高校独立海外办学，聚焦学术科研与高层次人才培养；而产业驱动的跨境产教融合项目，发挥职业教育、工程学科的优势，面向共建国家产业现实需求，重点做好本土化技能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强强联合”和“战略互补”应并行推进，不追求千篇一律的模板，要求不同主体发挥自身比较优势。

其次，遵循“产业先行，教育跟进”的规律，避免陷入“教育完全服从产业发展”的误区。校企政多方协同的模式，需要保障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把产业需求转化为科学的课程体系，兼顾岗位技能、综合素养与东道国长期发展利益，实现企业发展、当地人才成长、双边人文交流的多重价值。

第三，补齐质量评估与风险防控的短板。针对大量发生在海外、多方主体参与的新型人才培养项目，在国内建立引导性的指南框架，明确办学底线；同时尊重东道国教育主权，依托当地监管体系开展办学。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从人才实际就业、本土产业反馈、课程适配度等维度开展效果评价。

最后，坚持互学互鉴。产业出海催生的教育合作，不是把中国方案直接复制粘贴到海外，而是双向互鉴：我们输出工程技术、产教融合经验，同时吸收东道国产业、文化当中的养分，反哺国内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学科建设。

多年探索，中外合作办学正呈现出崭新局面：扎根真实的全球产业分工，以教育为纽带，链接中国与共建国家共同发展；“教育跟着产业走”的中外合作办学新形态，已成为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双向赋能的重要载体。

无数实践已证明，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既要有虚心引进的胸襟，也要有分享经验的底气，更要有平等互鉴的智慧。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背景下，这种双向奔赴的中外合作办学新形态，将继续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来自教育领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