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环球》杂志记者 韩冰 

编辑/胡艳芬

今年9月以来，一场主要由“Z世代”群体发起的抗议示威浪潮席卷了欧洲。截至11月初，欧洲多国参与街头示威的累计人次已达数百万。示威者围绕教育、住房、就业等问题，向执政当局表达对公共服务水平下滑、生活成本攀升、社会不平等持续加剧的不满与愤怒。

欧洲本轮大规模街头运动，是当地社会发展陷入困局、多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在这一轮动荡中，人们看到，年轻的“Z世代”已成为影响欧洲政坛的一股新力量，催动欧洲政治动员方式变革，深刻重塑欧洲政治版图。

事实日益表明，欧洲的综合实力，越来越难以支撑其自二战结束以来实施的高福利发展模式，“以福利换稳定”的社会契约逐步走向瓦解，代际公平矛盾愈发凸显。欧洲街头的抗议浪潮，折射出欧洲当下突出的制度性困境：既难以维系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难以维持社会和平稳定，更难以凝聚广泛的社会共识与民众认同。

2026年10月31 日，人们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附近参与示威

抗议人群走上欧洲多国街头

9月中旬开始的示威潮在欧洲持续蔓延，目前波及了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奥地利、葡萄牙、保加利亚等十余个欧洲国家。

法国是本轮欧洲社会动荡的“震中”，大规模示威发生最早、规模最大、烈度也最高。法国社会学家热罗姆·富尔凯感慨，当下的法国正滑向社会衰败，社会整体暮气沉沉。目前，法国街头运动进入“政府有限让步、运动拒绝收兵”的相持期。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示威活动规模逐步扩大。先是数百人、数千人的零星抗议，再扩大到上万人的规模。公开资料显示，一个名为“Z世代来做主”（Gen Z regelt）的松散青年组织，将于11月20日在德国34个城市发起新一轮行动。

西班牙和葡萄牙则主要是住房危机引发民怨。

本轮欧洲社会动荡呈现出多国联动特征。希腊大批师生高呼“从希腊到法国，我们要公共、免费的教育”，希腊政府紧急推出7.33亿欧元宿舍建设计划予以回应；意大利学生占领罗马、都灵等地多所高中，声称要“像法国一样”；比利时接连爆发针对教育改革、财政紧缩和生活成本问题的示威，师生群体反对削减教育经费，工会则批评政府财政整顿举措可能削弱社会保障、增加劳动者负担；阿尔巴尼亚自10月13日起持续爆发反政府抗议，抗议活动最初聚焦环境保护、土地开发争议，诉求进一步延伸至教育、就业、腐败及政治问责等领域。

人口代际变化推动重塑欧洲政治版图

本轮欧洲社会动荡中，人口代际更迭对欧洲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引发各界广泛讨论。

出生于1997至2012年间的欧洲“Z世代”群体，成为大规模街头运动的发起者、主力军和跨阶层的连接者。法国媒体指出，本轮法国示威潮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2018年的“黄马甲运动”不同，发起主体不是大学生或成年人，而是15岁到18岁的高中生。这是一个“很少投票，且往往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群体。他们点燃社会情绪后，进一步带动了社会各阶层走上街头表达诉求。

“Z世代”至少从三个维度深刻影响着欧洲政治走向：

一是重塑欧洲政治的动员方式。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政治动员长期依托政党、工会等正式组织开展。而本轮动荡中，欧洲“Z世代”广泛依托社交平台完成组织联络和信息传播，政治动员从原来的集中式组织协调变成一种“去中心、云端化组织”的模式。多国示威彼此呼应联动，并没有严密统一的实体组织，而是依靠共同的诉求和社会情绪实现了同频共振。这些变化使得欧洲街头运动的传染性增强，一国的示威潮更容易在其他国家得到呼应，同时也给政府和社会群体开展有效协商带来新挑战。

二是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倒逼国内政治议程调整。法国政府在大规模街头运动压力下，作出新增教师岗位、增加高等教育名额等妥协；西班牙桑切斯政权迫于压力，宣布将大选提前至11月29日举行；在塞尔维亚，学生阵营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导致塞尔维亚前总统武契奇下台。

三是暴露出欧洲政治的代际契约失信，原有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在去工业化、泛安全化、人口老龄化等浪潮冲击下，欧洲多国年轻人普遍遭遇“三高一低”困境：高房租、高学费（或教育质量下降）、高物价，同时个人发展预期持续走低。

欧盟统计局9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15岁至29岁青年群体中，26.9%的人住在过度拥挤的住房中，高于整体人口16.8%的平均水平；以“住房支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40%以上”为住房负担过重标准，该年龄段群体的负担过重率为9.1%，同样高于全体人口7.7%的平均水平，从细分年龄看，20岁至24岁青年压力最大，负担过重率升至11.1%。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9月欧元区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达15.4%，约为社会整体失业率的2.5倍。法国媒体披露，23%的法国学生曾因经济原因每天少吃一餐，20%的法国高中生一年内出现过自杀念头；法国公共教育体系在校舍翻修、师资力量补强等方面存在严重赤字。同时，欧洲近年来大幅提升安全开支，挤压教育、民生等领域的财政投入。

目前看，虽然欧洲“Z世代”尚不具备成熟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自觉，提出的诉求主要聚焦教育、就业、住房、反腐等现实民生问题，但这些诉求折射出社会层面对欧洲制度的反思。

欧洲舆论认为，欧洲的政治制度“未能兑现对下一代的承诺，过去几代人所笃信的‘只要付出努力，就能获得比上一辈人更好生活’的信条，如今在‘Z世代’眼前坍塌。”

暴露当代欧洲三重结构性矛盾

欧洲新一轮示威潮的发生绝非偶然。近年来，伴随世界变局持续演进，欧洲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

从外部环境看，发展红利大幅衰减：近年来由于俄乌冲突升级、欧俄关系破裂，欧洲失去俄罗斯廉价能源供给，制造业成本显著抬升；美国施压欧洲扩大防务投入，进一步压缩欧洲财政空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欧洲长期赖以发展的市场化产业链分工体系受到扰动，整体经济运行成本显著上升。

2026年4月9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首都罗马出席议会会议

从内部条件看，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多国建制派政党深陷派系博弈，治理实践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复杂外部变局；产业整体竞争力持续下滑，大量欧洲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下移，企业利润率承压；欧洲一体化近年来推进成效不佳，成熟的欧洲统一大市场迟迟未能建成；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前加入欧盟的14个国家（不包括英国）中，65岁以上人口与15岁至24岁人口的比值，已由1970年的0.8升至目前的2.0。

欧洲当前的动荡和困境集中暴露出来，不只是单纯的治理危机，更是多重结构性矛盾交织形成的制度性困境。二战结束后，欧洲构建起特色福利发展模式，依靠普惠高福利政策缓和各类社会矛盾。但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经济金融化特征不断强化，为后续社会矛盾埋下隐患。

具体来看，本轮欧洲社会动荡，折射出当代欧洲发展出现三组突出的结构性脱节：

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欧洲金融业的自我循环与实体经济停滞形成鲜明反差。欧洲央行发布的金融稳定评估报告（2025年11月）显示，欧元区银行股市净率回升至金融危机后高位，股指自2019年以来上涨近3倍。金融部门利润空前繁荣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6年10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已经从2000年的约85%跌至约56%。

二是资本积累与社会化再生产脱节。教育、住房这类保障社会延续发展的要素成本持续走高，市场主体出于维持收益的考量，不愿向民生保障、社会再生产领域加大投入，“以福利换稳定”这一“莱茵模式”的基石不断松动。德国总理默茨2025年8月直言，以当下的经济产出水平，“福利国家已难以为继”。英国《金融时报》刊文鼓吹，欧洲必须从建设“福利国家”转向建设“战争国家”。社会层面的现实显示，片面追逐短期收益，正在不断侵蚀欧洲赖以存续的人力资源基础与社会稳定根基。

三是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脱节。2026年二季度末，欧元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88.8%，法国的公共债务率逼近120%。预计2027年欧盟整体债务规模将突破1万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欧洲经济增长却十分乏力。2026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速放缓至0.4%，法国经济甚至出现萎缩。欧洲国家通过举债得到的资金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社会福利、医疗保障、能源补贴、军费开支等，而未能用于科技创新或产业研发。这种脱节表明，在现有分配框架之下，欧洲依靠内部自我调整，已经很难有效推动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