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新华社甘肃分社的青年记者，曾多次实地走访陇原大地的红色遗迹和革命旧址。在走访中，了解到我们从小仰慕的红军长征，是一批有志青年为了理想信念和民族命运而踏上的伟大远征；了解到我们常年驻守的甘肃，是长征过境部队最多、停留时间最长、发生重大事件最多的省份之一，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曾留下战斗足迹；了解到我们脚下的这片红色热土，曾经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次关键抉择与伟大胜利……我们心生敬仰，盼望能像前辈范长江行走中国的西北角那样，把日常报道“串”起来，再次丈量90多年前“铁流汇陇原”的豪迈。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下，我们循着先辈长征足迹，重走会师路、重温鱼水情，深入甘肃南部、中部、东部的12个县，踏访了沿线16处重要长征遗迹，最终在白银市会宁县会合。我们一路用脚丈量，既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时代变迁，也在共鸣共情中接受精神洗礼。我们写下“青年说”，既是稿件，也是日记，更是一份满怀深情的青春告白——我们将常学长征史，常走会师路，不断再出发。

  是以为记。

从俄界到腊子口

  1935年9月11日，秋云漫卷，红军抵达甘肃俄界。

  2026年9月，金风送爽，我们重温先辈足迹。

  俄界村口，达拉河清澈静谧。山坡上，村民忙着农作；山脚下，两株粗壮的白杨下，俄界会议主题雕塑静静矗立。

  俄界是藏语音译，当地人习惯称俄界为高吉。达拉在藏语里有“虎穴”之意，这片达拉河流过的土地也被当地人称为“老虎出没的地方”。如今，这里早已不见当年的艰险与动荡，满目皆是安宁与生机。

  10月14日，人们在腊子口战役旧址参观。新华社记者 韩旭 摄

  俄界会议：中秋节召开的重要会议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是1935年红军长征入甘的第一站。达拉乡俄界村，是红军队伍进入甘肃后短暂休整的第一个村落。

  静卧在山谷中的俄界村，藏式踏板房依山层叠、错落有致。半山腰村委会院落里飘扬的五星红旗，格外鲜艳。90多年前，红军曾驻足停留的这片土地，如今已是民宿连片的旅游村落。

  54岁的村委会副主任扎西当周，指着不远处一栋醒目的建筑说：“这是村里的游客接待中心，去年正式运营，一年收入超过24万元。”

  距离游客中心两三百米的地方，便是俄界会议旧址——一处古朴的藏式小院，坐北朝南，一米宽的土墙围着两层木楼，独木梯斜搭至二层廊檐，老旧的桌凳床铺，依旧是当年模样。

  91年前的中秋节，一楼的一间不到40平方米的简陋土屋，见证了重要历史时刻——俄界会议研究了多个重要问题：重申北上、强调团结，提出将部队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

  扎西当周说，游客们瞻仰旧址后，都会专程“打卡”，来到半山腰的村委会，盖上一枚带有“俄界”字迹的印章，把这段红色记忆永久珍藏。

  距离俄界会议旧址约两公里处，是达拉乡政府所在地。始建于1959年的达拉乡中心小学是全乡唯一的完全小学兼幼儿园，校园里处处浸润着红色气息。

  幼儿园绘本区摆放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连环画册，小学部的一个班级，更以当年红军筹粮之地命名，称为“崔谷仓班”。

  对当年的红军而言，崔谷仓三个字意味着“救命粮”，长征途中粮草紧缺，卓尼土司杨积庆在这里开仓放粮，为红军攻克腊子口送来粮食补给。

  今天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们，接过了跨越时空的精神食粮。

  茨日那：跨世纪的坚守与守望

  从俄界出发，沿着达拉河继续行车约40公里，便抵达崔谷仓所在的旺藏镇。史料记载，红军当年从俄界到旺藏，走了整整两天。

  今天，人们可以乘车行驶在平坦的公路上。当年，先辈却是脚蹬草鞋，攀爬于悬崖栈道上。

  旺藏镇茨日那村民小组，一栋二层藏式旧屋静静矗立。土墙木梁，院落不大，是毛泽东长征途中的居所。

  房子的第三代主人，62岁的桑洁，仍然居住在一层的一间角房里。他已经在这里守了40多年。

  “爷爷尕让告诉我，红军在我家住了三天两夜。”桑洁说。

  采访中，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一支老年旅行团走进小院，桑洁快步走出房间，提醒游客：“小楼有些岁数了，大家上楼时一定注意安全。”

  带队的导游，名叫王晨至，是一名“90后”东北小伙。“我在迭部做红色讲解已整整10年。”他说，10年里，见过很多人红着眼眶，对着红军长征途中的遗址旧居深深鞠躬。

  “爷爷临终前叮嘱我，房子一定要保护好。”从老屋对外开放至今，桑洁每天清晨开门、扫地、检查房屋、接待来客、解答疑问，数十年来从未间断。儿女曾有不解，但桑洁始终放心不下。“上班是完成工作，对家是用心呵护，不一样。”

  从桑洁家出来，我们遇到了同村74岁的老人李廷忠。他的父亲李加西曾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司号员。“爸爸11岁参加红军，1936年长征途中因受重伤掉队，后被藏族同胞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李廷忠说，父亲本是四川巴中人，可流落异乡、举目无亲，岁月久远，老家亲人的模样和名字，渐渐都模糊了。

  “爸爸在世时很少提到家乡，直到1998年离世前，才道出自己的遗愿，想要寻亲。但留给我们的线索少之又少。”他说。

  去年，李廷忠的女儿李佳佳通过网络搜集资料，终于在四川平昌县找到一点线索，便带着老人跨越千里踏上寻亲路。“一路走、一路打听，还跟有线索的乡亲，进行了DNA比对，但均未匹配成功。”她说。

  “我们还要去，还要试。”李廷忠很坚定。

  这是10月14日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拍摄的还原红军战士激战腊子口的场景。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摄

  腊子口：天险究竟险到何种程度

  转天，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的“流落迭部红军”简介墙上，我们一眼就看到了李加西这个名字。

  讲解员董小丽的讲解间隙，我和同事告诉她，我们刚刚见过李加西的儿子，并把李廷忠一家寻亲的故事分享给她。董小丽带着我们转身看向侧方的一面墙。

  一张表格，记录着1935年在腊子口战役中受伤的红军姓名、籍贯、职务。董小丽说，其实还有很多像李廷忠一样寻亲的红军后代。他们的家人大多参加长征后再未归家。

  表格下方，有一行小字：以上是我们从长征史料中搜集到的“有名”烈士，请广大游客和参观者为我们提供有关参加腊子口战役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资料。

  这是讲解之余董小丽主动承担的额外工作。“三年前，两位老人冒雨赶到纪念馆，他们的叔叔参加长征后再未归家，临终前反复叮嘱，一定找到亲人下落。”她说。

  望着老人期盼的眼神，董小丽深受触动。此后，她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整理出零散的牺牲、受伤人员信息，并及时提交给党史专家核实确认。

  迭部县史志办三级调研员王建国时常收到董小丽发来的线索、消息，但经过他们三年多来的努力，目前有名可考的仅有十几位，更多的是无名烈士。“她多找到一个名字、多核实出一条线索，寻亲的红军家属就多出一份希望。”

  “无数年轻战士，在强攻天险的战斗中献出生命，连名字都没能留下。”董小丽哽咽道。

  腊子口天险，究竟险到何种程度？

  如果说寻常的山是“躺着”的，那么甘肃南部的山就是“站着”的；如果说迭部的山是踮着脚“站着”的，那么腊子口的山，就是“脚尖点地、绷着劲、往天上够”的。

  腊子口，一线天，最窄处宽度只够步行12步。两面的山仿佛一本被刀劈斧削、硬生生翻开的大书。

  董小丽指着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前方半山腰的一个标记说：“那是我们单位身体最强壮的小伙子能爬到最高的地方。直线距离也就100米，他装备齐全地爬了四个小时，也没有翻越红军翻越的绝壁。”

  看似不可逾越的绝壁之上，每一寸都浸着鲜血，每一步都在以命破局。

  在纪念碑的不远处，有一座碉堡，游客们在这里拍照留念。有人小声议论：“这个碉堡怎么没有盖子？”

  “是啊，没有盖子。”董小丽说，当年敌军凭险据守，在腊子口隘口的桥头与山腰筑起碉堡，以密集火力封锁唯一通道。他们背靠万丈绝壁，认定绝不会有人能从悬崖上方发起攻击，红军要过腊子口，除非长了“翅膀”飞过去。

  最终，红军战士确实“飞”了过去。手榴弹自上而下砸进无顶的碉堡，炸开了敌人的防线。这座没有盖子的碉堡，是天险被征服，从至暗到突围的铁证之一。

  正如一位红军战士在日记中的一句话：“攻下腊子口，我们没有被困死，我们胜利了！”

  “我们的讲解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摘下耳机和扩声器，董小丽又要忙着帮红军先烈的后代们寻找线索、核实信息，她的“长征”，还在继续。

  也不只是她，这一路遇见的所有人，还有此刻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长征从未远去，步履永远不停。（记者 马莎）

哈达铺何以有报

  我们从腊子口出发时，黑云低垂，风雨交加。汽车穿越林海、雪山，1个多小时便抵达哈达铺。此时，雨霁天晴，青山如洗，眼前豁然开朗，像极了红军战士初抵哈达铺时的心境。

  “真是高兴极了！”长征中从事宣传工作的黄镇，在途中所作简笔画《到达岷县哈达铺》上，用铅笔实录了当时的心境。翻阅长征回忆录，许多红军老战士都曾描述过初到哈达铺时“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愉悦。

  哈达铺是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中都经过的地方，被称为长征中的“加油站”。如今，哈达铺隶属陇南市宕昌县，是兰渝铁路上的重要站点和游客络绎不绝的旅游节点。红军街上，游人如织。大家都在追寻一个答案：为什么是哈达铺？

  10月4日，小讲解员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内为游客讲解。新华社发（刘辉摄）

  这里为啥成了“加油站”

  哈达铺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古镇风情。穿过红军门，走进红军街，长长的石板路两侧，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老式商铺，店铺里各色山货、美食一览无余。

  这些店铺、农家乐的旗幡和招牌上，大都写着“红军点心”“红军饭”。我们查阅长征回忆录，红军老战士“点名道姓”记载的哈达铺美食，确有点心、锅盔、烧鸡……

  1935年9月17日，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先头部队乘胜追击，于次日占领哈达铺。此后几天，哈达铺会议在这里召开，红军陕甘支队在这里整编成立。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全体将士在这里得到有效休整。许多红军老战士对哈达铺的深刻印象，首先来自于过雪山、草地之后难得的饱腹感。“每个伙食单位都买了羊肉和白面，几个月不吃油盐的指战员，都痛快地吃了几顿饱饭。”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写道。

  “红军在哈达铺期间，明确提出一个口号，‘大家要食得好’。”宕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说。次年，红二、四方面军也在哈达铺得到休整和补充。

  比物质食粮更金贵的，是精神食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要求先期抵达的红军指战员，“到哈达铺找点‘精神食粮’，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报纸杂志都可以”。

  红军不负众望，在哈达铺搜集到一批报纸。走进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旧址，两份旧报纸的复制件十分醒目。原件刊发时间分别是1935年7月23日和8月28日，显著位置上登载着如下文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徐海东‘窜’（原文如此）甘，与刘子丹（原文如此）有合股之势”等。

  这些“贬抑之词”，对于红军来说，却无疑是好消息。

  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介绍，9月下旬，哈达铺会议在义和昌药铺召开，研究的多项重要工作中，并不包括长征落脚点。不过，这些“精神食粮”让大家眼前一亮。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哈达铺会议之后，红军紧接着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

  这是9月13日在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镇拍摄的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新华社记者 陈朔 摄

  山沟沟里哪来的报纸？

  从红军门的另一侧前行，就到了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纪念馆前，有一座标志性的红色雕塑，刻着四个大字：“到陕北去”。

  两层楼高的纪念馆里，游客络绎不绝。游客们表达崇敬，也在追问答案：这里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接合部，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远离大城市、交通线，山沟沟里哪来的报纸？

  我们参观纪念馆，走访旧址遗迹，寻访亲历者的后人，尝试解答。

  赵王林说，先期到达的红军当时从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手中缴获了报纸。此外，哈达铺当时设有邮政代办所，承接报刊订阅、信件传递等业务，鼎盛时期可代办6类报刊。

  据党史研究人员考证，红军在哈达铺找到的不是“一张报”，而是“一摞报”。综合多种文献与回忆录的记载，有《大公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也有《晋阳日报》《西安报》等报刊。这些报几乎都是外省出版，多在天津、陕西、山西等地。由于山水相隔、邮传滞后，红军搜集到的报纸主要是七八月份的“过刊”，但仍有很大价值。

  陇原山中小镇，为何会有很多外省的报纸？宕昌县的地方史志记载，哈达铺是茶马古道上的“旱码头”。外省客商对家乡的关切，也催生了跨省订报的需求。

  据地方党史部门考证，当地居民颜协增依托自家商铺，在镇上设立了邮政代办所。如今，这座清末民初修建的土木结构老屋依然古朴厚重，临街铺面完整保留了“商邮合一”的原始风貌。

  深山有报已属难得。更为可贵的是，革命征程中，红军找报不停、红色办报不辍。

  鲜为人知的是，哈达铺不仅流传着“找报”的佳话，也是长征红军出报、办报地。关于激战腊子口的最早报道，就刊登在1935年9月20日出版的《战士报》上。长征途中，红军千方百计坚持出版《战士报》《红星报》；许多党的宣传工作者，一路长征，一路宣传。

  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参加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的名单中，向仲华的名字赫然在列。抵达陕北后，向仲华担任红中社社长、新华社社长。后来，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被誉为“双枪将军”。

  90多年前的哈达铺，见证了我们党利用新闻宣传作斗争的红色传奇。

  捷报何以频传？

  夕阳西下，哈达铺镇静谧祥和，古朴的建筑错落有致，红军街红灯笼迎风摇曳，放学孩童穿梭街巷，商铺烟火袅袅，红色纪念品、特色药材、“红军点心”琳琅满目，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重温红色记忆、感悟长征精神。

  如今的哈达铺，在红色文化的滋养下，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文旅小镇，红色资源持续转化为富民兴镇的发展动能。

  当地百姓攻坚克难、接续奋斗，推动中药材产业不断升级，中药材产业已成为宕昌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县域支柱产业。

  在宕昌县贾河乡，者永清一家三代深耕药材产业，见证了当地特色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粗到精、从内销到出口的蜕变历程。

  “过去，我们只做收购和销售，产业链条短；近年来，我们引进了加工环节，不仅抗风险能力提升明显，中药材加工产品还出口海外。”者永清说，公司还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沿海市场，年加工药材1500吨以上。

  近年来，从大田种植到设施育苗、从晾晒切片到大健康产品研发，宕昌县不断推进中药材标准化种植、规范化加工、品牌化营销，努力让千年药乡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焕发新活力。

  信息，使革命征途峰回路转；信息，让绿色发展如虎添翼。

  如今，宕昌县插上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翅膀，网店总数达1021家，2025年电商销售额突破9.26亿元，其中线上销售4.31亿元，线上询盘带动线下交易4.95亿元，2025年被评为全国农村电商“领跑县”。（记者 王朋）

即从榜罗到直罗

  旱塬上的定西市通渭县，总是以强烈反差和奇特“混搭”示人：这里曾以十年九旱、苦甲天下而著称，却也是文化浸润、翰墨飘香的书画之乡。

  长征史上的通渭，同样是重大与浪漫的“综合体”：就重大而言，从俄界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哈达铺发现陕甘革命根据地线索，到榜罗镇会议确定长征落脚点，长征落脚点的“决策三部曲”，在这里敲响“定音鼓”；就浪漫来说，这里是《七律·长征》的首次公开吟诵地，毛主席关于长征的诗意总结，几代中国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倒背如流。

  秋高气爽时节，我们驱车从哈达铺直奔榜罗镇。一路上，大家感慨：从长征出发地到落脚决策地，中央红军峰回路转、艰辛跋涉，将近一年。从陇中榜罗镇到陕北直罗镇，虽有“六盘山上高峰”，但一路“红旗漫卷西风”，从榜罗镇会议敲定落脚点，到抵达陕北吴起镇，再到11月打响直罗镇战役，为革命大本营奠基，红军只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

  这是榜罗镇会议旧址内景。新华社资料片

  在陇中“导航”陕北

  秋风吹过榜罗镇中心学校南侧的打麦场，树龄超过125年的老核桃树绿意仍浓，粗壮树枝间挂满饱满沉实的青褐核桃。

  这棵见证历史的老树静静矗立，映照着这片土地后来生长出的漫山青绿。榜罗镇会议纪念馆讲解员范科蕙站在老树下，向往来参观者细致讲解这场扭转革命命运的关键会议。“历经俄界会议统一思想、哈达铺发现曙光，到这里，党中央为万里长征锚定清晰落脚点。”她说。

  1935年9月23日，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告别哈达铺休整地，经过战斗和跋涉，于27日进驻通渭县榜罗镇。当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镇上一所小学的校长办公室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正式作出决定，“到陕北去”。

  老树身后，依山而建的夯土堡垒便是党家堡。通渭县党史办主任李文胜说，90多年前的通渭，群山荒芜、植被稀少，境内多是荒山秃岭。“老百姓便依托险要地势，在山头高地夯土筑堡、依山设防。”

  如今，通渭全境仍留存古堡超1500座。而彼时，一座座黄土夯筑的堡子易守难攻，是通渭人安身避险的屏障。

  党家堡早已褪去昔日的动荡，聚居在这里的人家已尽数搬离。91岁的榜罗镇文丰村村民张子瑜便是从党家堡迁出的一位老人。

  走进张子瑜的家，院落方正整洁，厅堂字画高悬。我们和老人的儿子闲谈家庭日常时，老人和老伴静静听着。当我们讲到长征时，两位老人忽然打开了话匣子。

  “妈妈说，红军住过我们家。”长辈口述的长征故事，从小在耳边流传。“长征万般艰险终获胜利，好日子来之不易。”张子瑜老人声音颤抖，感叹自己有幸赶上好光阴。

  “红军离开通渭时，我刚出生。”停下手中的草编活计，老伴李福过缓缓开口。她原本名叫李福莲，只因家人识字不多，上户口时名字被误写，便沿用至今。

  岁月辗转，回望一生，老人笑着感慨，反倒庆幸这份阴差阳错。“我俩安享晚年，跟祖辈相比真的是把福都享过了。”

  站在百年核桃树下回望，黄土古堡、红色旧址交相呼应，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

  游客在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内听讲解员讲述哈达铺会议的情况。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七律·长征》从这里流传至今

  秋日午后，文庙街小学西侧一截25米的老土墙，映着孩子们奔跑嬉闹的身影，风里裹着清脆的欢声笑语，目光所及皆是少年生机。

  当年，就在这堵黄土夯筑的老墙见证之下，一首豪迈诗篇划破长空，把万里长征的艰辛与豪迈化作铿锵诗句，让疲惫之师挺起脊梁。

  上课铃响起，校园瞬间肃静，孩子们齐声诵读：“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操场上、课桌前……数千名孩子的声音穿越时空，几乎每天无间断地与当年那个秋天的红军将士，在诗句里反复相逢。

  这里是《七律·长征》的首次公开吟诵之地，这截老土墙，是校园里关于那段峥嵘岁月仅存的实物见证。

  文庙街小学的前身是1790年建成的近圣书院，“近圣”二字依旧镌刻在教学楼前。教学楼里二年级学生陈鑫泽说起长征，满脸自豪骄傲——他的太姥爷杜世兴，正是当年流落定居通渭的红军战士。

  我们找到了他的母亲杜卉鹃。她说，杜世兴祖籍四川北川，15岁参加红军，随部队三过雪山草地。长征途经会宁时，因身负重伤、足部溃烂，只好离队，一路辗转，最终定居通渭陇川镇徐湾村。

  “爷爷虽然没上过学，却将‘读书明理’定为家风。靠着对教育的看重，他悉心培育后辈，让家中长辈相继成为赤脚医生、基层公职人员。”杜卉鹃说，父亲杜高明又培养出三名大学生。

  从一字不识的穷苦人家孩子，到转战南北的红军战士，再到耕读传家、书香满门，杜家三代人的故事，正是通渭耕读文化生生不息的缩影。

  夕阳漫染校园，放学铃声划破街巷，六个年级，少年风貌昂扬向上。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铿锵朗朗的吟诵声划破长空，与90多年前那个秋天再次相逢。

  开启新长征

  长久以来，定西因干旱贫瘠，被刻上“陇中苦瘠甲于天下”的标签。地处定西东部的通渭，更是深陷这份贫瘠。当地民间有句直白的感慨，“过去这里穷得没治”。

  历经数十载接续奋斗，这片黄土地早已撕掉“苦瘠甲天下”的历史标签，黄土、青山、红色文化交织交融，开启新长征。

  距离文丰村10公里的张川村，年近八旬的孪生兄弟许志刚、许志强，被乡亲称作“刚强兄弟”。

  近60年来，兄弟二人每日凌晨5点上山栽树、护林耕田，寒来暑往从未中断。曾经光秃秃的黄土坡，在日复一日的栽植养护中草木繁茂。

  两人不识字，日常痴迷根雕、爱好描摹草木，在耕耘之余寻得精神乐趣。旁人总说山林劳作辛苦，可在他们心中，改造荒山，让黄土长出青绿，是先苦后甜、自得其乐的诗意栖居。

  耕读传家，笔墨留香。教育是通渭人刻在心底的追求，全县有四所学校拥有百年办学历史，被称为“书画艺术之乡”。通渭悦心国际书画村工作人员冉盼盼说，书画不只是文人雅士的小众爱好，更是深入家家户户的生活风尚。

  行走书画长廊，72岁的王斌、66岁的曹宾虹等本地书画家伏案创作。他们一边深耕笔墨技艺、传承通渭书画文脉，一边兼顾家庭教育，卡着点“接孙子孙女放学”，让崇文重教的家风与书画艺术相伴传承。

  沃土生金，产业求索。昔日靠天吃饭的瘠薄土地上，如今金银花、黄芪等道地中药材连片铺展；依托榜罗镇会议旧址等红色资源，文旅产业多点开花。曾经挣扎在温饱边缘的黄土地，已然换了人间。

  秋风掠过文庙街小学老土墙，少年诵读声绵长悠远；百年核桃树下，游客驻足回望烽火岁月……

  书声琅琅中，陇中百姓代代接续，开启新的长征。（记者 马莎）

界石铺“红色相册”

  界石铺地处甘肃、宁夏交界，因设有界石而得名。不过，此界石非彼界石。这一界石，相传是静宁、会宁两县的界碑。

  小镇坐落于西兰公路旁。1935年、1936年，多路红军经此北上、会师，必须穿过这里。占领这一片地方，就等于扼住了当时的陕甘交通动脉。如今，这里依然是两省交界处国道与高速公路的必经之地。

  登临南山一座古堡，斑驳土墙上，红旗迎风招展。俯瞰静卧山谷的国道与村落，伴随着党史专家的讲述，我们徐徐翻开了界石铺这本“红色相册”。

  7月21日，学生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界石铺纪念馆聆听讲解，接受红色教育。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摄

  丝路古道话长征

  “当年，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翻山越岭后，正是沿着这条国道的前身——西兰公路，走进界石铺的。”静宁县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忠良说，这条从西安至兰州的公路，是当时陕甘两省唯一可以通汽车的公路，是名副其实的西北交通大动脉。

  更早以前，这条路叫陕甘驿道，是古丝绸之路东段重要组成部分。左宗棠挥师西征、收复新疆，走的正是这条古道。

  1935年10月3日，党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进入界石铺，迅速控制了附近西兰公路数十里。次日，红军在此成功截获了国民党十余辆物资运输车，提振了士气。

  静宁县党史文献资料记载，在此休整的三天两夜里，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拿出部分物资接济穷苦百姓。当地群众也踊跃支援红军，捐粮送饭、缝制鞋袜，带路当向导。

  从此，这座位于陇中黄土高原上的小镇，便在红军将士心中扎下了根。

  1936年，为接应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党中央立即派出红一方面军部分兵力前往会师。

  李忠良说，在部署三军会师时，中央与各方面军往来的26份电文中，有50次提到界石铺，“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控制界石铺”“界石铺仍应确保在我手中”等表述，足以印证这里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7月21日，学生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界石铺纪念馆聆听讲解，接受红色教育。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摄

  水鱼村的鱼水情

  烽火岁月里，最动人的是生死相依的军民温情。

  走进界石铺红军长征毛泽东旧居纪念馆，继续阅读这本“红色相册”。一段段详实史料，一个个鲜活故事，让红军长征的宏大叙事，更加可触可感。

  展厅里，一张温馨的合影吸引了我们。两家人端坐沙发彼此相望，眼神亲切。可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人，却并未出现在相框之中。

  故事要从1935年说起。当时年仅16岁的福建籍红军战士巫仰光，跟随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界石铺，因感染疟疾身体极度虚弱，途中不慎跌落悬崖掉队，流落到界石铺镇水鱼村。村里老中医黄荣清把他藏在自家窑洞里，熬药医治，并将他认作义子。次年，有红军队伍再次来到界石铺，痊愈的巫仰光辞别父老乡亲，重返部队继续革命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巫仰光随军到兰州工作，专程赶回界石铺，凭借记忆找到了当年长征路上的“家”。自此，分居兰州、静宁的两家人，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你说这世上的事够巧的，你爷爷（黄荣清）收留我的村叫水鱼村，鱼水的水，鱼水的鱼。”巫仰光之子巫卫东回忆说，这是他父亲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循着这段红色佳话，我们从界石铺镇出发，沿着国道312线前行，转入一条乡间小路，不多时便到了水鱼村。

  这是一个挂在黄土高坡半山腰的小村子，山上山下有层叠梯田充实仓廪，房前屋后有古树掩映巷陌。一条水泥路通到黄荣清家门口，大门上贴着红瓷砖，门头“家和万事兴”的题字，朴素又温暖。

  说明来意后，黄荣清的曾孙女黄银珠带着我们绕到屋后，抬手指着土崖上一孔窑洞说：“看，这就是我爷巫仰光当年住的窑洞。”

  岁月蚀刻着旧窑洞，却从未冲淡这段温暖的红色记忆。多年来，两家情谊从未隔断。每逢闲时，黄银珠总会带上静宁苹果、土鸡蛋到兰州探亲；巫仰光的后人也常回到水鱼村，站在旧窑洞前，回望那段生死相依的烽火岁月。

  “等高线”上的新长征

  循着长征足迹，我们走进静宁县灵芝乡红军长征显神庙战斗遗址，在静宁，随处可见层层叠叠的梯田从山脚延伸到山顶，勾勒出疏密相间的“等高线”。

  酷似地形图“等高线”的梯田，并非黄土高原与生俱来的肌理，而是当地群众靠着一把铁锹、一辆小推车，苦干实干出的成果。

  李忠良坦言，修梯田是刻在几代静宁人心中的乡土记忆。小时候，他也曾跟着父辈上山整地，一坡一坎平整土地、垒造梯田。这份再造河山、对抗贫瘠的勇气，正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精神在黄土旱塬的生动延续。

  解决温饱后，静宁人又把修梯田的劲儿，用在了引种苹果上。

  20世纪80年代，时任静宁县仁大公社党委书记刘秉乾引进树苗，在公社内种植了70亩苹果园，开启了静宁苹果的试种之路。起初，人们的观念尚未转变，白天干部带头栽下的树苗，夜里又被偷偷拔掉。不少村民抱怨：“好好的庄稼地种啥果树，苹果能当饭吃吗？”

  刘秉乾儿时跌落悬崖伤了脊椎，走路都直不起腰。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不想让子孙后代困在这大山沟壑里，世代受穷。他笃定苹果是能让后人挺直腰杆的好产业，所以顶住压力坚决推广。

  几年后，当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又在市场上换成钱时，村民们既兴奋又惭愧：“原来苹果真的能养家糊口，这么好的一块黄土地，竟然被辜负了那么多年。”

  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村民开始种苹果。40余年久久为功，静宁苹果从零星试种发展为百万亩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百亿元，带动近20万群众稳定增收，让昔日贫瘠的黄土旱塬蝶变为“中国苹果之乡”。从改造山河到兴业富民，长征精神历久弥新。

  如今，作为静宁“果二代”的田选宾，正和团队埋头田野，钻研矮砧密植苹果种植技术。基地内一排排果树上，挂满了苹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现在要接续奋斗把静宁苹果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田选宾说。

  长征路上的青春模样

  在纪念馆院子里，一尊手举小旗、振臂高呼的小红军雕塑，定格了长征路上的青春模样。其原型正是13岁在界石铺参军入伍的“百战老红军”余新元。

  余新元出生在界石铺一户贫苦家庭，父母相继遭地主迫害，年幼的他只能靠给地主家放羊为生。1936年，余新元在界石铺北部山区放羊时偶遇红军。

  这支红军队伍在界石铺驻扎了一个多月，余新元亲眼见证红军不仅不拿穷人一针一线，还把地主家的东西分给大家。甚至几次邀请他到部队里吃饭、给他新衣服穿，这让余新元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

  一天，时年13岁的余新元赶着地主家的200来只羊走进军营，毅然投身革命，从“羊倌娃”变成了“红军娃”。此后半生，他征战南北，历经五百余次大小战斗，多次负重伤、屡立战功，用青春热血践行报国初心。

  纪念馆讲解员介绍，据记载，长征出发时，红军作战部队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师团级干部的平均年龄也不足25岁，14岁至18岁的红军战士约占总人数的40%。放到现在来看，也就是一群不大的孩子。

  翻完界石铺这本“红色相册”，我们懂得了烽火硝烟，终究都会归于山河。真正穿越时空、永不褪色的，是一群热血青年在绝境中不曾放弃的信仰，在苦难中坚守的善良，在困顿中奋勇前行的韧劲。

  当年，他们告别故土、以身许国，用热血与生命铺就一条光明之路。今天，国泰民安。（记者 郎兵兵）

风云际“会”看会宁

  两条小河，从陇中“绿岛”之称的华家岭发源，分头穿过千沟万壑，各自拢聚诸多细小的泉水和溪流，最终在地处陇中的甘肃省会宁县中部汇流，从此奔涌而下，汇入黄河，踏上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征程。

  这条河名叫祖厉河。长征史上的祖厉河，风云际会。90年前，这里见证了红军胜利会师。

  我们沿着不同的采访路线，从不同地方，跨过祖厉河，进入会宁界，登临会师楼。一路所见，除了旧貌新颜、山河巨变，还有高耸的烈士纪念碑、会师纪念塔，以及仍然像祭扫亲人一样祭扫红军先烈的淳朴百姓。

  2026年10月1日，游客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新华社发（常琦彪摄）

  青松护忠魂

  罗南辉牺牲时，是红五军副军长，一个仅有28岁的小伙子。英雄长眠之地，名叫大墩梁。1936年10月23日，阻敌尾追的大墩梁阻击战，进入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天。887名红五军指战员，在此壮烈牺牲。这一天是农历重阳节。

  大墩梁，是华家岭的一部分。华家岭是祖厉河两股水源的发源地，也是当时“西北大动脉”——西兰公路上的要冲。1936年秋，西兰公路的这处必经之地，成了红军会师、敌军“会剿”的必争之地。华家岭附近，战斗惨烈，红军损失了一位高级指挥员。

  深秋时节，天高云淡。大墩梁上的蜿蜒林带，变换成五彩斑斓的“彩带”。我们穿过白杨林，来到一处巨大的坟茔前，鞠躬、默哀。这里是大墩梁阻击战牺牲红军烈士的集体墓地。烈士墓周边，青松挺拔而立；烈士墓前，摆着不同年龄、不同人士留下的各式供品。

  “老一辈人说，战斗结束后，村里人就近掩埋了红军战士的遗体。”76岁的中川镇大墩村村民尚忠孝说，周边不少村子，都曾收留受伤的红军小战士。

  集体墓地旁，是一处黄土夯成的土堡。这里是大墩梁的制高点。土堡中央，矗立着1986年落成的三棱形纪念碑，碑上十个大字金光闪闪：大墩梁红军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后，是罗南辉烈士的墓地。坟头长出的青松，主干已有碗口粗。

  “会师前后，红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其中在会宁境内较大的有6次，1800多名红军战士牺牲。”甘肃会宁干部学院特聘教授杜永胜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人民代代祭英烈。祖厉河下游，白草塬上，慢牛坡红军烈士纪念碑高高耸立。大墩梁战役后不久，红军在此阻击尾追之敌，300余名红军战士血染慢牛坡。

  “我们这一代人，是听着慢牛坡战斗的故事长大的。”68岁的白草塬镇二百户村村民高明祥说，“自打我记事起，村里人每逢年、节，只要祭扫亲人，都会祭奠红军。”

  10月15日，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会师镇，一名男子在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内参观。新华社记者 韩旭 摄

  绵长会师情

  从华家岭出发，沿祖厉河所在的川道而下40多公里，就到了会宁县城。

  进了县城，仿佛走进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沿街道路上，不时可见醒目的长征标语；街道两边的路灯上，整齐地悬挂着象征红军会师的三面红旗；重要点位和革命旧址一带，红旗飘扬，歌声嘹亮；“长征路”“红军街”“红军小学”等地名，串联起小城的红色记忆。

  在众多的地名中，“会师”是一个高频词汇，有“会师楼”“会师门”“会师纪念塔”等红色地标，也有“会师路”“会师超市”“会师中学”“会师楼宾馆”等场所。

  会宁古称会州，是会师圣地，又与“会师”共享一个“会”字，会师几乎成了会宁的代名词。行走会宁，会师情缘、会师情结扑面而来。

  沿着会师大道进入县城，经西津桥跨过祖厉河，就到了会师楼。会师楼曾是会宁县城的西城门，名叫“西津门”。现在，楼称“会师楼”，门叫“会师门”。

  如今的会师楼，斑驳粗糙的古城墙还保留着战火硝烟留下的印记；城门前的广场上，老人们坐在树荫下乘凉，孩童们在追打嬉戏，一片祥和。

  进了会师门，就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旧址中心矗立着“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塔后是1936年10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举行大联欢的地方——县文庙大殿；会师纪念塔左侧则是会宁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会师纪念塔东侧的一排长廊，镌刻着长征红军老战士的书法，名为“将帅碑廊”。

  正值金秋，红军会宁会师纪念旧址里，人们排队静候，面向会师纪念塔鞠躬、肃立，敬献花篮，合影留念。

  人群中，我们碰到来自南京理工大学的“00后”学生江雨。她和十多位身着同样紫色校服的同学，边拍摄，边记录，边研讨。

  今年暑假，南京理工大学十多位年轻人，兵分三路，带着三个问题，分段走访长征路，追寻答案。临近国庆，三路小分队相约会宁，进一步碰撞火花，寻找灵感。这三个问题是：为何出发？如何抉择？何以逆袭？

  “这是学习长征史的三个问题，也是每一个青年人都需要直面的问题。”江雨说，一路追寻不断，一路感悟良多，他们决定将答案与感悟，编成3部短剧。

  “我们在会宁经常碰到重走会师路、向会师致敬的各界人士。”杜永胜说，身边的许多会宁人，也用日常的点点滴滴，呵护红色遗址，守护会师情缘。

  命运交响曲

  对于会宁人而言，当年的会师并非终点，而是一场更为漫长、更为坚韧的新长征的起点。

  这场新长征，始于对贫瘠与干旱的不屈抗争。

  曾经，“水比油贵”是会宁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祖厉河畔，沟壑纵横，土地干裂。但会宁儿女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们把对先烈的敬仰转化为改天换地的行动。

  从20世纪70年代引黄上山，到“母亲水窖”润泽旱塬，再到高效节水技术让旱塬农业面貌焕新，会宁人用双手在大地上书写着奇迹。

  进入新时代，会宁的农村又发生了很多新变化。不少农户家里，养起了优质肉羊品种；有些农户通过直播平台销售特色农产品，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滴灌、水肥一体化等高效节水技术深入人心，旱年保收的底气更足了……

  这场新长征，成于对知识与教育的执着追求。据会宁县教育局统计，恢复高考以来，全县走出了2000多名博士、7500多名硕士、18万多名大中专学生。“他们带着家乡的印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会宁县红军小学校长童强说。

  这场新长征，兴于对产业与发展的不断探索。面对干旱缺水、生态脆弱的自然条件，会宁人没有退缩，而是依托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因地制宜发展起小杂粮、中药材、草畜等产业。

  在八里湾乡，2000多亩高标准农田里的马铃薯种薯迎来收获；在中川镇梁堡村，曾经补给红军的小杂粮，如今被打造成响当当的“良谷米”品牌，年销售额突破两千万元；在老君坡镇吊岔村，返乡创业的王海军引进安格斯肉牛，历经六年磨砺，让“吊岔堡子”牛肉远销江浙……

  九十年风雨兼程，陇原儿女正昂首阔步向未来。（记者 王朋）

从山城堡再出发

  翻越六盘山，宁南、陇东、陕北一带，又是一片红色热土。

  进入甘肃地界，从环县甜水堡到山城乡，原本宽阔的地势忽然收窄，一马平川的缓坡被一道道深沟切开，黄土崖壁直立如墙，公路从沟底盘旋而上。

  这里是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的交错地带。90年前，先期抵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途经这里，接应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三军携手，又在山城堡一带打赢系列战役和战斗，累计歼灭和俘虏国民党军1.5万余人。

  每一次会师，都开启新的征程；每一个落脚点，都是新的出发点。

  这一次，我们从山城堡再出发……

  这是航拍的山城堡战役纪念馆。(中共环县委宣传部供图）

  山城堡怀古

  山城堡战役纪念馆坐落在瓦沟台，当地为纪念这场胜利，将这里改称凯旋岭。三根立柱合抱而成的山城堡战役纪念碑直入云霄，像三柄倒插的剑，象征着三军同心。

  讲解员崔丹是个20岁出头的姑娘。她领着我们拾级而上，在山城堡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巨幅长征路线图铺展在墙面上。图上，数条蜿蜒的红线穿越万水千山，在会宁打了一个结；然后，红线向北，又在山城堡留下一个感叹号。

  崔丹说，1936年10月，红军会师后，蒋介石调集军队追击，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歼灭。“红军必须打一仗，打出一个站稳脚跟的局面。”她说，党中央运筹帷幄、抓住战机，最终把战场选在山城堡，一个地形如口袋的地方。

  环县县委党史办主任吕治辉带着我们去探访当年的战壕。“进了山城堡，地形突然收紧，是理想的伏击战场。”他踩着黄土爬上山头，脚下的战壕依然清晰可辨。

  在吕治辉的带领下，我们来到其中一个歼敌较多的战场——曹家阳台。从这里往下看，沟壑纵横，山势如围。前些年，76岁的曹培信和65岁的曹培义兄弟俩为了规模养羊，从村里搬到这里。曹培义家的羊圈里，近百只肥羊个个肥壮。

  曹培义把我们迎进新修的砖窑里，又从别屋里抱出一个青绿色的木箱子。“这是我父亲小时候从战场附近发现的‘宝贝’，我们一直留着。”

  自小，兄弟俩就从父亲曹满有那里听了很多红军的故事。父亲小时候，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来到家乡。先头部队进村时穿着单衣草鞋，用四川话问路，乡亲们大多听不懂。到了下午，穿军装的、骑马的也进了村。入夜，枪声骤起，突突突地一直响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队伍走了，留下伤员养伤。还有人从家门口的洋芋堆里，发现了红军借用洋芋后留下的欠条。”曹培信说。

  据党史研究部门介绍，1936年11月21日，红军发起总攻后，进犯山城堡的国民党军一个旅，便向曹家阳台附近高地撤退，企图从断马崾岘攀山逃窜。红军乘胜追击，将溃乱之敌大部压制在山谷中，一举歼灭。从何家堡、甜水堡到山城堡，红军累计歼灭和俘虏国民党军1.5万余人，打出了大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

  这是航拍的山城堡战役纪念馆。(中共环县委宣传部供图）

  从落脚点再出发

  从山城堡出发，沿公路向东南方向行走30多公里，便到了河连湾。这个静谧的普通山村，90年前红星闪耀：1936年，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从陕北吴起镇迁至环县河连湾村。

  90年过去，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几孔土窑洞依山而建，院内的老槐树枝繁叶茂。

  我们在环县采访，经常会有人讲起老区人的自豪：早在1936年，环县就已建立红色政权。实际上，包括陇东在内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既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在革命中发挥了“两点一存”的重要作用：“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

  “两点一存”何以存？“密码”铭刻在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里，深藏于命运与共的鱼水情深中。

  从环县出发，我们来到华池、合水、庆城、正宁，有关革命、红军、根据地的红色故事和佳话仍在群众中口口相传……

  75岁的老党员冯世志曾任山城堡村党支部书记。“红军来到这里的时候，乡亲们踊跃捐粮支前，就是剩下最后一口粮、最后一块布，也要送去当军粮、做军装。后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是一样，齐心协力一起干。”

  这是老区的不息薪火，也是“而今迈步从头越”时照亮前路的灯塔……

  这是航拍的环县洪德镇河连湾村。（环县洪德镇人民政府供图）

  未来，靠青年创造

  如今的庆阳，已成为“东数西算”的高地，算力规模已突破21.5万P，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八大节点之一；还建成我国首个年产百万吨页岩油开发示范区，发现我国首个页岩油储量规模超10亿吨级的庆城大油田。

  这一切，离不开一辈又一辈人的挥洒青春。新时代的“娄山关”“腊子口”，离不开一代代青年人的接力长征。

  在长庆油田华H100平台，页岩油开发示范区内，既看不见抽油机上下摆动的身影，也鲜少见到身着“石油红”的采油工人。依托一支平均年龄不足35岁的年轻团队，长庆油田页岩油开发分公司页岩油年产量占到国内总产量的60%以上，创下了连续六年保持每年30万吨增幅的奇迹。

  秋高气爽，华池县南梁镇上，列宁学校书声琅琅、朝气盎然。

  上世纪30年代，革命先辈借用四合台村老乡家的三孔窑洞，办起列宁小学，招收穷人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早期办学条件简陋，年轻的教员张景文便带领学生动手垒土台、架木板。”学校的小讲解员张敏说，这所由青年创办的学校，就是为了培养更多有志青少年，让青少年开创未来。

  走进当年的窑洞教室，破旧斑驳的黑板、简单粗糙的桌凳、师生们一起垒起来的土台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十几米开外，新建的现代化校园与学校旧址并肩而立。如今的列宁学校，已从最初的小学升格为九年一贯制的寄宿制学校，拥有1000多名在校生，已成为老区孩子成才的摇篮。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曾这样描述过一种“烈焰”：“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了这一切。”

  这种标记为青春的“烈焰”，让红军在这场绵延万里的征途中，战胜了自然、敌人，也战胜了自己。

  90年后，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炬，已稳稳传递到了新时代青年们的手中。（记者 任延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