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华通讯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新华社资料图
我在新华社工作已满35年，但直到今年，蒙新华社江西分社邀请，赴赣研讨长征报道，才前往瞻仰了国社的诞生地。
3月的一天早上，我从江西景德镇出发，乘高铁，过鄱阳、余干、进贤等站，经英雄城市南昌，又进入红乡宁都，天色清丽，满地明黄油菜花，河汊众多。想到到了革命老区，曾经鲜血染红之地，有过多少残酷斗争，马上即至新华社诞生地，心情再难平静。
车抵于都，站台上有红色招贴，写着“长征起点，初心之源”。出站口有“现在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出发”的牌子。
出站后直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在贡江边，当地也叫于都河，眼前水面宽六七百米，平均水深一米到三米。当年红军从这里搭浮桥过去，开始长征。
河边有数十名志愿者在表演历史剧，皆着红军军服，有的是红军后代，打着当年各军团旗帜，报到、集合、分离，有妻与夫离，有子与母离，有孩子下跪，请求大人平安回来，还有战士把小孩留下送人。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回不来了。有观众当场看哭。
这是影印版的《红色中华》报。新华社资料图
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的一部分人应该就是从这里过河的，也经历了与亲人分离。据记载，有人挑着两百多期《红色中华》报，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红色中华》报是红中社办的报纸，当时实行“社报一体”。这些报纸保存至今，体现了“新闻是未来的历史”，成了如今了解苏区的重要史料。女编辑李伯钊书写的“红色中华”匾也过了河，一直带到四川雅安，才交给当地老乡保存，到2023年，这块牌匾也被找回。红中社另一部分人则留守中央苏区，坚持出版了至少24期《红色中华》报。时任红中社社长兼《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36岁的瞿秋白被敌人杀害。
这是影印版的《红色中华》报。新华社资料图
又参观纪念馆，有各种文物，包括《红色中华》报，刊载征粮和扩红的文章，为长征做准备。《红色中华》报发行4万多份，超过《大公报》，它刊载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文章，激励了不少人参军。中央红军出发时兵员达到八万六千人，其中于都籍参军的有一万七千人。这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到，对于革命政权来讲，宣传的作用有多么重要。
但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均没有发布长征的具体消息。后来新华社播发报道《长征，一个在秘密酝酿中作出的抉择》和《长征出发地历史揭秘：三十万人保守撤退秘密》，记录了这段历史。
这是红中社旧址内当年《红色中华》报编委会的办公室。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 摄
离开于都前往瑞金，一路景象灿然，多山峦、桥梁和隧道，农村建筑很好。田地里有人劳作。来到位于云石山乡黄陂村的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村里有一座约50米高的石灰岩山，山上有一古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这里。寺中有毛泽东的办公室兼住处，一床，两桌，一柜，还有一架婴儿车。窗户用枪栓别住。
毛泽东与新华社的关系深厚。中央苏区时他就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文章，后来更是成为新华社的“首席记者”，他亲笔撰写的很多消息和评论，成了后人学习的范文。正是他提出要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里还有张闻天的办公室兼卧室。张闻天也是红中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曾以“洛甫”为笔名为《红色中华》报撰文。
山下的博物馆中设置了雕塑，展示长征时的别离场面，有毛泽东与贺子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有陆定一与怀孕的妻子唐义贞告别，后来唐义贞被敌人杀害。陆定一曾任中宣部部长，在延安时参与新华社工作决策。他1943年发表著名论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提出“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新闻定义，深刻影响了包括新华社在内的整个中国新闻事业，也对我影响至深，我读新闻理论研究生时便围绕这个观点反复研学。我对于“新近”世界的兴趣保留至今，而对于什么是“事实”的认识则没有止境。
这是位于江西瑞金的新华通讯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新华社资料图
又前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群（叶坪革命旧址群），在叶坪镇叶坪村，山清水秀，有大片房屋、树林，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
参观了村中那座1931年11月7日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祠堂。陪同者说，当时还在福建长汀做了假会场，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
这天有重大意义。红中社报道了大会召开的消息。11月7日也便成了新华社的诞生纪念日。
祠堂边有检阅台和红军广场，有1934年建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做成炮弹形状。它前方的草地上刻有一行字，“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自红中社成立至今，新华社牺牲的烈士有150多人。我不禁想，面对死亡时，他们是什么心境，是什么使他们战胜了畏惧。最近看到一个消息，有联合国官员说，现在的世界是二战以来最暴力的时期。有很多国社记者在世界各地做战地报道。不久前一位同事从海湾地区回来，她说，那里原来是富裕和平之地，现在受到无人机轰炸，而她坚持工作。即便不在战地，有的报道也很危险，记者也会受到生命威胁。
当地干部对我说：“苏区的农民为什么相信共产党，为什么要参加红军？”他曾经问了老红军，答案有三：一是没有吃的，就要饿死，必须打土豪分田地；二是不仅有了吃的，共产党和红军还让我们像个人；三是死不可怕，怕子孙再不像人。
我几十年从事新闻工作，报道了大量事件，有的惊心动魄，人始终是核心。可以说，新闻就是跟人打交道（文学也是这样）。但什么是“人”？对它的思考还在持续，尤其在现代化加速和人工智能普及的时代，如何“像个人”的问题更加突出。我觉得这是苏区前辈留下的遗产。
叶坪村中有几十处旧建筑，是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各个机关。有座烈士纪念亭，窗户上刻有镰刀锤头。有一棵古樟树矗立在毛泽东住的房屋前，树杈上挂着一颗暖水瓶般大的炸弹，是当年国民党飞机扔下的，没有爆炸。现在看到的是模型。
距离毛泽东住的地方不远，便是红中社旧址。它紧挨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两层的赣南客家土木结构民居，建筑面积120多平方米。二楼住老乡，一楼是红中社编辑部。
这里展出了许多《红色中华》报的影印件，我吃惊地看到，当时的报纸上已经有了商业广告，还有副刊、漫画。国际报道相当丰富，多次写到“北极”。印象深刻的是，红中社的新闻报道，用词质朴，平易通俗。
这是位于江西瑞金的新华通讯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新华社资料图
但办公条件十分艰苦。最初只有两三个编辑。一个人每天要看一万两千字的版面。生病了也要坚持上班，否则出不了报。苏区物资紧缺，编辑们一天只吃两餐杂粮。他们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在工作，信念就是“建立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中国”。看到先辈们年轻英气的照片，不由得心生敬佩。
旧址中还展出了新华社的发展简史，精选了各时期的新闻报道，其中有一篇党的十八大人物特稿，正是我参与写作的，看到它时，顿觉我的生命与此地发生了直接的承续。
旧址边上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科普史料陈列馆，介绍了苏区开展科普的情况，可以说90多年前便有了“科技是生产力和战斗力”的理念。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积极参与，刊登了大量农业、工业、医药卫生和军事方面的科普新闻和知识介绍。可以说，科学报道一直是新华社新闻的重头，可以单独写一个历史。新华社自身也经历了技术飞跃。在红中社旧址，我看到第一部无线电台的复制件，十分简陋，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我1991年入社时，新华社已开始用计算机写稿，建立了卫星通讯网络。现在采编、分发和反馈均嵌入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广泛应用，系统性变革不断提速。
最近，我参加了新华网、新华社北京分社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主办的“北京亦庄—通明湖对话”，主题便是人工智能，探讨了人工智能发展对人类生产生活和新闻事业带来的红利，以及如何加强对它的治理。担任主持人的新华网副总编辑刘洪提出一个问题：人类还有什么不能被人工智能替代？我说，是ZHI，即“志”，就是志向、志气、意志，而不是“智”，即简单的智商、智谋、机智。
这实际上是我瞻仰红中社旧址以及在国社工作获得的感受。人工智能的算力确实强大，但历史和人生还有很多是算不出来的。我想象有一台大模型通过时间旅行回到上世纪30年代，它大概会利用大数据计算出长征是人类不可能完成的行动。然而，实际上红军九死一生走了下来，创造了人间奇迹。
志，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韩松）
